分权固然导致审官院之形成，乃至中变，可谓不刊之论，但分权又在宋朝诸多政权机构设置上都有所反映，是个普遍现象，决非"只此一家，另无分号"。一般来说，"上下相维"、"内外（轻重）相制"为宋朝传家之法，这在宋朝建立后的百余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审官院之设之变可谓是分权的典型产物。而分权是"相维"、"相制"的先决条件，没有权力的瓜分就没有"上下"、"内外"、"轻重"之别，也就无法实现"相维"、"相制"之目的。在宋代，"相维"、"相制"不只局限于上下、内外机构和权力之间，如枢密与诸将、京畿与边地；而且还体现在"前后左右"平行职官上，如审官院与吏部、审刑院与刑部、知州与通判以及中书与枢密院与三司（即宰相--执政--使相）等[25]，这些都表明宋朝前期机构设置具有分权的特征，从而形成了一种封建的分权体制。分权是手段，维制才是目的，主要是防止权力的膨胀，使之在适当的范围内运作，而这一范围可能是集权的，或者是专制的，也即分权可以加强集权或专制，但并不一定同时发挥双重作用，甚至有时不利于专制。宰相未被分权之时，固然位尊权重，易致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影响天子的权威，但也有利于天子直控宰相，以相统制百官，进行强有力的、高效的专制统治，秦汉、隋唐的宰相制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宋朝采取分权制，从表面看，削弱相权，强化专制，似顺理成章，但在体制上则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和缺憾。宋朝相权三分，乃至多分，互不统属，各行其事，势必如数车并驰，轧辙而行，结果运作失灵、弊端丛生。仁宗时知谏院范镇就一针见血地说："伏见周制，冢宰制国用，唐宰相兼盐铁、转运，或判户部，或判吏部，或判度支，然则宰相制国用，从古皆然。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而欲阴阳和，风雨时，家给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26]三者运作如此牴牾，何以发挥行政效能，至于藉此强化专制统治又谈何容易！因为专制的高层基础已经松动，强化功能也就难以发挥。相反，宰相权位并未因分权而消失，仍属尊贵，且因分权，相权更为专一，内部结构更为紧凑，宰相也因此更易控制和行使手中的权力。至于宋朝相权析分，重新整合，层次复杂，已非前代同类，不可轻意类比，狂下孰强孰弱之断语。而相权析分又易导致集团势力形成和权力鼎立，引起党争、集团之争，天子不得不花去许多精力，颇费周折地去分别控制，总体平衡，以强化专制统治。只要哪一部分力量阳奉阴违或忤旨抗上，天子既失去了旧日相权直控的完整，又无法从完整相权中获得专制的加强。因为皇权和专制是通过相权来实现的，封建社会真正的孤家寡人是很难找到的。
    因此，宋朝分权是君主强权的主观愿望和相权强大的实际状况的合成反应，相权之分确使其结构、组合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皇权专制未必藉此而强化。否则，元丰更制时审官院、审刑院、三司复归尚书省之吏、刑、户部等，难道凭此又能断定宋朝专制削弱、相权强大吗！关键要看是否有制（专制制度）可依，依制行事。神宗曾说，"前代乱，岂缘不分枢密院乎？"王安石明确答道："纲纪修，视听不蔽，则人主权自然归一。不然，则枢密亦能专权，如史洪肇之徒是也。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非法治也。"[27]在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分权与专制的统一，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矛盾。尤其不能以统一的一面替代或掩盖矛盾的一面，认为宋朝一分权就强化了专制统治。否则，岂不把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分权角度去阐释审官院之演变，但仅仅凭此又是难以获得满意结果和完整结论的，这就需要从别的视角加以探究。
    二
    审官院的演变还与北宋前期职官制度的嬗变密切相关，并且也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反映出当时职官制度的某些特征。
    在政治制度绍继的历史长河里，宋朝的官制从总体上讲，"宋承唐制，抑又甚焉"[28]。或谓"国朝建官沿袭五代"[29]。而就北宋前期而言，似更多地体现出"抑又甚焉"，或"建官沿袭五代"之特色，也就是说宋朝官制较之唐代已有较多变故，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变化最大的又莫过于官、职、差遣制度的创立。"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治内外之事"，这就势必造成官与职、名与实，或谓机构与事权的分离，"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其中"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30]。此虽有偏激夸大之嫌，但足以说明北宋前期政治机构事权亡失之严重，而位于六部之首的吏部的命运尤为"悲惨"，这只要将北宋前期与唐朝的吏部事权作一比较，即可获得更为鲜明和具体的印象。
    唐朝，吏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勋，四曰考功，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皆质正焉"[31]。
    北宋前期，吏部"但主京朝官，叙绯紫，申请祠祭，差官摄事及校革举人"[32]。或谓，"但掌京朝官叙服章、申请摄官、讣吊祠祭，及幕职州县官格式、阙簿、辞谢，拔萃举人兼南曹甲库之事"[33]。
    两相比较，北宋前期的吏部管辖范围以及所辖事权的性质、份量都无法与唐朝相提并论，几乎成为一个闲散机构，治理些"叙章祠祭"、"差摄校革"之类杂务，对象也只是选人、举人而已，名存实亡，失去了唐朝吏部"总其事而行其制命"的恢宏气势和着实权力，谓之闲所，不为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