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官院运作衰变是其演变内在缘由的另一方面。它的运作也就是考课、磨勘等制度的实施。而其设立之前考课、磨勘已是问题重重，"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旧制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剧为月限，考满即迁。上谓宰相，非循名责实之道"[46]。太祖及太宗确在"循名责实"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奠定了宋初考课、磨勘制度的基础，然毕竟时处草创，十分糙碎，问题不少。史载，"考课条目细碎，视士君子如吏卒，设开格以防之，物论甚"[47]。因而不久后，人们顾视审官院设立时说，"国家虑铨拟之不允，故置审官院"[48]，"复严京朝官考课而置审官院"[49]。由此可见，审官院之设确与宋初的考课、磨勘之糙碎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而审官院设立之后，不仅存在如前所云机构设置上的"体制不伦"，而且运作中的缺陷逐渐暴露，且愈来严重。范仲淹说："臣窃见京朝官、使臣、选人等进状，或理会劳绩，或诉说过犯，或陈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罢者则朝廷便有指挥。内中书、枢密院，未见根原文字，及恐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别有条例，难便与夺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为见批送文字，别无与夺，便不施行，号为送熬，以此官员使臣三五度进状，不能结绝转成住滞。"审官院等既与中书、枢密以及朝廷相互制约牵制，又与它们的条贯以及指挥多有不便之处，势必铸成"送熬"、"住滞"的结局。何况审官院本身的条贯又多如牛毛，故范仲淹又说："臣窃见审官院、三班院并铨曹自祖宗以来条贯极多，逐旋冲改，久不册定，主判臣僚，卒难详悉，官员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属高下，颇害至公。"[50]又据史载，仁宗后期至英宗初年，就屡次编撰条贯[51]。这从表面上看，审官院似在自我完善，但实质上说明当时条贯极多，人们难衷一是，必然造成"官员使臣莫知涯涘"，"司属高下，颇害至公"的恶况。如果知院者又是无能鼠辈，如贾黯"以文艺进身，不闲吏事，向在流向铨、三班院、审官院已无声迹可纪"[52]。那么，审官院更难以运作，乃至形同虚设。因而时臣对审官院的指责亦愈来愈多。
    仁宗时，知谏院包拯曰："臣窃见审官院差遣京朝官并存旧制，以到院先后为限，未尝校辨贤否，论次殿最，清浊一溷，流品不分，但以名次补阙而已，甚非重近臣审择之意……今则不然，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则向来黜陟之状，委而不顾，乃同虚设，岂不惜哉！"[53]
    欧阳修也指出，"敕国家考课之格，叙进有常，所以示为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轻重也。及其弊也，贤愚并进，而功过不明属者，命考旧文，稍更新制，不专累日以为限，间须善举而后迁"[54]。
    富弼还说："太宗初置京朝官磨勘院以考其功过，定其殿最而升降之，差遣院以括其远迩，别其次序而任使之，则是磨勘之设专责实效。今之审官曰掌簿书，定先后之次，一吏之职耳。升降黜陟盖无预焉，失审官求贤之意也。"[55]
    由上可见，审官院的问题越来越多，缺陷愈来愈明显，效率、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既失统治者审官求贤之初衷，又使设衙分权，强化专制集权落空，审官院也就失去存在之根据和必要，终为新的审官院机构--尚书左选所替。当然，这也真实地反映了北宋前期考课、磨勘制度逐渐完善的曲折历程。
    总而言之，审官院演成、变化及其消亡是由多种因素铸就的，它的演变过程又蕴藏着一些深刻的历史内涵。宋朝初年，封建统治者，尤其是皇帝对分权具有浓烈的兴趣和特别的爱好，企图以此强化专制集权统治，审官院便是分权制的产儿或是其中一项具体措施。这在我国政治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事情。然而真正实施起来又困难重重，收效甚微，后来不得不回到《唐六典》的老路去。分权可视为宋朝，尤其北宋前期的重要家法或体制，可是，分权的程度和作用于宋一朝又非始终如一。因此，我们既不能仅仅藉此推断宋朝专制统治的强化，也不可完全凭此解释审官院的演变。
    事实上，在宋朝立国一统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审官院的演变是在"分权"与"集权"（前指分大臣之权，后指大臣集应有之权），即君臣争权的夹缝中，以官、职、差遣的名实相分为起点，以元丰"循名责实"的改制为终结，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同时，北宋前期审官（考课、磨勘）制度的不断调整及其审官运作的衰变，决定了审官院的兴亡。审官院的兴亡既是北宋前期机构"不断调整"的有机组成，也侧面反映出分权体制的特征。但须指出，调整后的许多机构很难保持分权家法的原有份量，分权家法也就不会一如既往、一成不变。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宋代封建社会，分权是为专制或集权服务的，并且是专制或集权的基础之一。但决不能以为只要分权就能加强专制或集权，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因历史环境不同或操作上的差异，它对专制、集权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即或是强化的，或者弱化的，抑或两种作用同时并存。这就要取决于统治者怎样使用、如何驾驭分权来加强专制或集权。否则，得不偿失，反被捆住手脚，审官院的演变及其与吏部的分合便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当然，分权是分权体制和统治的基础，也是其它阶级社会的共有现象，还可以导致共权、平权乃至民权的产生，很有普遍意义和研究价值。囿于主题，本文只能兼论宋朝前期的封建分权，挂一漏万，旨在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