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志》又说：
        （梁武）帝锐意儒雅，疏简刑法……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是时徙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
        “作”就是作部，“徙居作者”犹如后汉的“输作左校”。工徒必须有技能供任使，没有技能可供任使的人要带刑具。《通鉴》叙此事在大同十一年（卷一五九），胡三省《注》：
        任，谓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谓任攻木者则役之攻木，任攻金者则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则役之攻皮，任设色者则役之设色，任搏埴者则役之搏埴。
        梁代工徒主要便作这些事情。《梁律》多“依汉故事”，但不尽与汉相同。大体说来，宋、梁刑轻，汉刑重。汉代刑徒执役要带刑具，而“无任”者既不会“免罪禁锢还家”，也决不是仅“著升械”，大约要当苦力，做最笨重的活计。
        刑徒是古代专制国家的官奴隶，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年来有的史学家怀疑这点，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们应当从历史发展来看。上古的罪人和家属终身为奴，后来改为有定期的为奴，时间缩短了，性质上却是一样的，《唐律疏议·名倒一》：
        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寘以圜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并徒刑也，盖始于周。
        可见唐代的法律学家还能认识这一点。刑徒虽然是自由人转化的，但既然转化成刑徒便已不是自由人了，所以《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丙子诏书说“见徒免为庶人”（参考陈垣先生《史讳举例》第六十例）。他们的生活很苦，劳役繁重，从大量刑徒砖志的发现，说明执役期限虽短却很难熬过这一关。执役的刑徒过着苦难的日子，必然会有反抗的行动，这样会罪上加罪，永久不得恢复自由。晋张裴《汉晋律序》：
        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罪已定为徒，未定为囚）。累作不过十一岁（五岁徒犯一等加六岁，犯六等加为十一岁作）。累笞不过千二百（五岁徒加六等笞一千二百）（《太平御览》卷六四二）。
        可见刑徒虽然名义上最多是五岁刑，事实却常是累作十一岁以上，累笞一千二百以上。试问那种生活如何能挣扎十一年？所以刑徒执役者大部分都成了终身的奴隶，把髡钳、鬼薪等罪名刻到砖志上去。刑徒的生活不自由，使他们有反抗压迫的决心，他们的劳动是集体的，使他们有了组织和团结的能力，所以每次暴动都表现了坚强无比的力量。西汉后期的铁官徒起义带头摧毁奴隶主政权的黑暗统治，在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刑徒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后汉书·朱催传》叙述黄巾起义失败后，各地起义军蜂起云涌，毫不畏惧，有各种称号，说：
        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这其中便有“左校”和“司隶”，我们知道左校、司隶都是刑徒集中服役的地方，用左校和司隶作称号，自然是刑徒的队伍。他们的军事活动又见于《三国志注》（卷六和卷八）引《英雄记》、《九州春秋》和张璠《汉记》等书，可惜详细情形已不可考了。
        （张正烺，1912年生于山东荣城，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终身职研究员。受聘为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等。一向致力以考古、文物、古文字材料与各类古籍相参证，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况，涉猎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古文字、版本目录、民俗等诸多领域。几十年间曾参加中国地震资料、点校廿四史、整理马王堆帛书和睡虎地秦简等国家任务的工作。发表过《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讲史与咏史诗》等文章，其中《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尤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其倾注多年精力拟编纂的大型中国历史图谱，惜尚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