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地以解决丁银征收的办法，实际上在明代实行一条鞭改革时便出现了，只是当时还处在个别州县自行推行的阶段。在清初，除一些州县仍然沿袭在明代已实行的摊丁入地办法外，一些未曾实行过摊丁入地的州县也采取以田补丁的办法，解决缺额丁银的征收问题。按照常理，丁银编征当以实际丁数为准，但在事实上，清初是把万历原额摊派在现有人丁身上，实行包课的办法。我们知道，清初人丁和地亩较明万历原额都有大幅度的降低，这样一来，一部分丁银便失去了征收依据。地方官为向朝廷缴足丁银，只好加重现有人丁的负担，将逃亡故绝的人丁额银摊增在现存人丁身上。由于百姓承受能力有限，其结果是"现丁亦变为逃丁，而逃丁永不能复为现丁"（30），丁银的征收难以保证。为解决这种以原额为基准虚拟编征带来的矛盾，一种新的办法诞生了，一些地方官仍然保留丁银，又不增加额丁负担，只将一部分无着丁银摊派到田粮内进行征收。山西沁州，安徽灵璧、泗州，浙江青田，福建漳州府属龙溪、漳浦、海澄、诏安等，都曾实行过这种以田补丁的办法（31）。这种办法的可行性表现在哪里呢？原来它决定于当时人们对丁粮关系的认识，"粮有一定而易辨，丁无一定而难稽。有粮者为富民，虽丁过实数而不过虐取；无粮者为贫民，虽丁有隐漏而不失宽仁。"（32）这种看法，一是从税源的稳定性着眼，"粮有一定"既指地粮的征税依据地亩为不动产，固定而不移异，也指征税粮额相对稳定，增减不大；二是从负担能力取决于地亩占有的多少着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不过，这种办法在清初也有不良影响的一面，因为"丁既不足，不得不派征于田，于是有田者益累"（33），这就影响了垦荒的进行。所以也有异议。
    及至康熙年间人丁地亩均因经济的恢复有所增加，丁银征派主要依赖正常的人丁编审来进行，丁银编征中舍富就贫的弊端又日益严重，以致影响国课的完纳。这时人们又把目光转到土地田亩上，从丁地的比较中，寻求解决丁银征收的办法。我们以曾王孙、盛枫的意见为代表，来看一下主张按地亩多少征收丁银的理由。
    曾王孙在《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状》中，分析了沔县（今勉县）附近一些州县自明末以来丁随粮行的情况，又针对当时沔县丁粮的严重不均，竭力主张丁随粮行。他提出了三条主要的理由。第一，"舍粮编丁，可以意为增减，若一概从粮起丁，则买田者粮增而丁亦增，卖田者粮去而丁亦去，永绝包赔之苦"。第二，"就丁论丁，弊端百出，若照粮编丁，则岁有定额，富者无所庸其力，贫者适得其常，一清吏胥之弊"。第三，"丁与粮分，则无粮之丁无所恋而轻去其乡。丁随粮行，则丁皆有土，有所籍而不致流亡。里甲不累，考成不碍"（34）。三条理由归结为一点，都是从地亩的不动产特性和地粮赋额的定额性出发，以解决丁银编征中的弊端及其对丁银征收的不良影响。
    丁银的征收以丁为准，则弊端尤多。盛枫说，"丁之害，莫甚于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区方百里以为县，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方。其间农夫十之五；庶人在官与士夫之无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其食租衣税者也。今田税而外，举一县之丁课，征什一于富民，宽然而有余。其十之九，非在官则士夫也，否则逐末者也，其最下则农夫之无田者也。彼既以身役于官，焉能复办一丁，士夫既委身朝廷，亦当不附此例。逐末者贸迁无定，且蔀于法外以求幸免。势必以十九之丁，尽征之无田之贫民而止。贫民方寄食于富民之田，值丰岁规其赢羡以给妻子。日给之外，已无余粒。设一遭旱潦，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既无立锥以自存，又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为吏者上格于国课，下迫于考成，且为刳肉补疮之计，鞭垂囚系，忍见其转死流亡。故逋赋逾多，而贫民愈困。"这种丁课惩收的缺陷对于国家财政和贫苦百姓都不利。所以盛枫进一步主张，"善变法者，不若并丁之名而去之，条目归于一，人既易知而事不繁，何用巧立催科以滋文案乎？且仍立丁名，是富民意中若代贫民偿丁，故去之善"。（35）
    基于类似的看法，河南太康县，四川芦山，湖南衡山、衡阳、安化县，湖北沔阳州，直隶乐亭县等在康熙五十一年以前都实行或筹议实行摊丁入地。只是由于各地田亩虽有定额，而丁数有增减，所以摊丁入地在执行上有困难。康熙五十一年颁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由于丁银编征矛盾依然存在，一些中央官员便力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摊丁入地。其中以康熙五十五年（1716）御史董之燧最早上疏提请，他申述实行此法的理由称，"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皇上轸念民生高厚之恩，真有加无已。但现在人丁尚多偏苦，各省丁制亦有不同，有丁从地起者，丁从丁起者。丁从地起者其法最善，而无知愚民每每急求售地，竟地卖而丁存。至于从丁起者，凡遇编审之年，富豪大户贿嘱里书隐匿不报，而小户贫民尽入版册，无地纳税，亦属不堪，一切差役，俱照丁起派。田连阡陌坐享其逸，贫无立锥身任其劳。既役其身，复征其税，逃亡者有所不免，一遇逃亡，非亲族赔累，则国课虚悬，现在人丁之累也。嗣后既不增额，则有定数可稽，臣请敕部行文直隶各省地方官，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在有地者所加无多不为苦，无地者得免赔累，实幸。"（36）五十一年丁银额固定了，却难以真正落实，由于丁银的具体征课对象人丁并不能固定，遂有借编审在贫富之间转移，舍富就贫，所以仍有实行摊丁入地、稳定征课对象的必要。清廷并未采纳他在全国范围内按亩均派丁银的建议，但就在这年，户部议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分摊"（37）。全省规模的摊丁入地自此开始。在此前后，四川也实行了"丁随地起"（38）。
    前述雍正初年主张实行摊丁入地的大臣奏折中，地亩的稳定性也是所申述的理由之一。因此，从"不加丁赋"令前后来看，地亩自身的稳定性特点，都是主张实施摊丁入地的重要理由。在康熙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颁行前，因地粮岁有定额，摊丁入地也可使丁赋不致随意加征；在此之后，丁赋虽有定额，但不能在征收过程中顺利征足，国库虚悬，利用地亩不易变动的特点，把定额丁赋摊入地亩，使得"永不加赋"政策得以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