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禅让故事自古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及至五·四运动以来，尧舜禅让故事仍是古史论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传统禅让说与篡夺说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如下主要观点：（一）选举说，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中的酋长选举制度（郭沫若），或认为是古代一种王位选举制之粉饰（钱穆）；（二）争夺说，认为虞、夏间揖让之实乃是争夺（蒙交通）；（三）儒墨创造宣传说，认为尧舜禅让之说源于墨家，是儒墨两家宣传之结果（顾颉刚）（注：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杨向奎：《〈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书后》，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四）神话说，认为尧舜是神话中的上帝，故尧舜禅让传说当是由神话转化而来的（杨宽）（注：杨宽；《读〈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古史辨》（七）下。）。此后，又有学者提出尧舜禹时代正处于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认为禅让与篡夺并存正是“传贤”制向“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注：王玉哲：《尧舜禹“禅让”与“篡夺”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历史教学》1986年1期。）。或认为尧舜禅让故事并不存在，尧舜及禹当分别代表先后主盟中原的几个早期城市国家（注：周苏平：《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2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研究等几个方面，就尧舜禅让传说的可信性、时代契机、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真实诸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先秦诸家尧舜禅让观的矛盾统一
        追根溯源，我们曾就先秦各家的尧舜禅让观做过一番考察（注：钱耀鹏：《先秦诸家的尧舜禅让观述论》，待刊。），发现儒、墨、法、道诸家对尧舜禅让事件的态度虽不尽一致，甚或截然相反，但在他们相互矛盾的异说中却也隐含着不少共同之处，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儒、墨两家都以尧舜为圣德之人，只不过基于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同，故而对尧舜禅让传说的解释也明显有别。儒家的禅让观中清楚地贯穿着天命思想，主张“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故“唐虞禅，夏后殷周断，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荀子虽在《正论篇》中把尧舜禅让传说斥之为世俗之说、虚妄浅陋之言，实则是承孟子反对现实社会中“好名”之辈迭起效仿，在克服儒家理论与现实社会矛盾的同时把天命思想隐晦化而已（注：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载《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目的当在避免政治宣传上的误导作用。因而儒家的尧舜禅让观或可称之为“天命禅让说”。墨家的禅让观则极富尚贤和尚同之政治思想，以“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等为据，主张“选举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不仅如此，墨家还把禅让制付诸实施，其首领“巨（钜）子”之承继便严格按照禅让制进行。故墨家的禅让观或可称之为“尚贤禅让说”。
        法家和道家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其《说疑篇》中言道：“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等语。这些便是，“篡夺说”及近人争夺说立论的主要根据。显然，韩非子所言着重在批评舜禹逼上弑君有失为臣之道，同时也有否定尧舜禅让故事之意。道家对禅让说的批评则不同于法家，以盛赞许由等人在尧、舜欲让天下时坚辞不受的方式来批评和反对禅让之举（《庄子·逍遥游》）。在道家看来，君王让天下不仅无可称颂，甚至还是强人所难的“辱行”，有失为君之道。言外之意，不仅臣子不该受之于天下，君王亦不该让天下于人，一切当顺其自然。法、道两家所以反对禅让说，其目的显而易见。《韩非子·忠孝篇》云：“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臣，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庄子·庚桑楚》亦云：“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可见他们顾及的关键就是担心后人效仿，以致天下永无可治，遗害千秋。比起儒家来，法、道两家更加注意并试图克服政治宣传的负面效应。
        儒、墨两家对尧舜禅让故事的态度无需赘言。道家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并未否定尧舜禅让故事。道家或以为尧舜及禹的人格修为不及许由等人而不屑言及，却也在盛赞许由等人的同时又证实了尧舜及禹间的禅让承继关系。法家和《竹书纪年》都以篡夺观念来解释尧舜及禹的承继关系，究竟是事实还是推理，暂置不议，且看韩非子本人对自己的尧舜观有无信心。韩非子还曾在《五蠹篇》中言及尧和禹，但却如此而论：“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这里，韩非子把尧舜禹之时的生存环境描述得苦不堪言，虽尊为王者，却连囚徒、臣虏者的生活境况都不如。所以，对于当时的王者来说，让天下实乃是一件“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的好事，可以借此脱离苦海。这显然与其“逼上弑君以求其利”的说法相悖，进而说明韩非子本人对“逼上弑君”的篡夺观点也缺乏必要的证据和信心，同时似又承认了尧舜禅让故事确曾发生过。另据《帝王世纪》记载：“尧初封唐，……及为天子居平阳。”即尧原本曾都平阳，何有“舜囚尧于平阳”，又何需舜“放尧于平阳”。篡夺说似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无论怎样理解，看来先秦时期人们还是普遍承认尧舜禅让这一古史传说事件的，唯各家的态度和解释不同而已（注：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其中儒、法、道三家的尧舜观念似乎存在着一种递变关系，即他们都充分注意到政治宣传的误导作用和负面效应，并试图通过对禅让说的批判以及对尧舜禹继承关系的具体阐释来加以克服。尤其是道家以盛赞许由等人坚辞不受的方式批评尧舜让天下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韩非子左遮右掩、破绽迭出的尴尬局面。又韩非子在批评儒墨两家的尧舜观时还透露出另一则重要信息，即“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显学篇》）。既言取舍，则必有所依，且证据所出当在孔子以前。因此，尧舜禅让这一传说事件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无法彻底否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