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各家论述尧舜禹关系时的一个共同失误，就是过分强调了统一而忽视了他们相互所拥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过，尧舜禹三个集团是如夏、商、周三代依次主盟中原呢，还是另有一番情景，尚需进一步分析。《孟子·万章上》所云：“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虽是以孔子之名言之，却也表明在孔孟看来，尽管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的道理相同，都不过是依天命行事而已，但尧禹禹之间的政权更替方式仍有别于夏商周三代。即便是篡夺说的主张者韩非子，对此似也不无认识。如《说疑篇》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说到舜禹皆用“逼”，有别于汤武，与孔孟之言颇具相通之处。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就是，尧舜禹时期虽不乏战事，但这三个集团之间却不曾发生大的战争，甚至在鲧因治水失败而遭殛刑后亦能保持全局之稳定。《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评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据《国语·周语》所载，鲧未及时吸取共工氏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结果亦如共工氏“堕高堙庳以害天下，”不仅没有消除水患，反而使之更为严重。按理应当究其罪责，但《左传》中却把殛鲧视为舜之过失，其中不免有些蹊跷，似乎只能认为这一评价的基准当是出于稳定大局方面的考虑。夏后氏集团在联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味追究其首领的罪责或治罪过重，都有可能导致夏后氏集团毁约而使联盟破裂，而不究鲧之罪则众怨难平，舜的处境实在也不好过。可以想象，舜在做了各种充分准备之后，便在殛鲧的同时委禹以重任，既使夏后氏集团的利益未受太大损失，又化解了矛盾，保全了联盟的整体利益。禹也是一样，在共同利益的制约下，只好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并且再不敢失之大意，最终以疏导之法完成了共工氏及其父未竟之事业，平息了水患，为中原地区居民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兴禹”也就被视为舜的成功之处。另据传说资料，尧曾以女妻舜，这无疑是一种政治联姻，是尧为加强和巩固联盟关系的政治举措之一。上述情况当已充分说明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诸集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共存关系。
        在人类社会及其政治进化历程中，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一体化过程时常伴随着武力征服，但联盟制也是不可忘却的重要内容之一。虽说最初联盟体最高首领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也需要得到各集团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在这种平等式的联盟体内，最高首领之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老衰而禅”以及“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等观点虽遭荀子之批判（《正论篇》），但绝非虚妄之词，甚至应是联盟体最高首领未能实现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有力证据。因此，禅让制当是势力相当的诸政权组成的联盟体产生其领袖的方式（注：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即尧舜禅让可能就是这几个势力相当的集团不得不结成联盟时，为了协调各集团的关系、维系联盟体的存续而采取的一种领袖和新政权的诞生的更替方式。其间，各集团首领俱以各自集团力量为后盾而展开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但都应是在不分裂联盟体以及不妨碍共同利益的原则下进行的公平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竞争，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最高首领必须集智慧和力量于一身，亦即必须是年富力强且富有经验者，否则难以服众。所以说，禅让并不等于没有争斗，实际只不过是联盟体最高领袖及其所代表新旧政权诞生和更替的最终形式，而禅让和篡夺也都不是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完整内容。禅让与篡夺并存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尧舜禹故事所反映的并不是选举制向世袭制的过渡，更非世袭制的发端，主要应体现着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及更高一级政权机构的形成过程。
        中国历史上新旧政权的更替多是以禅让的方式来完成的（注：冯友兰：《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与尧舜禅让不无联系和相似之处，但后世尤其是秦汉以来的禅让事件却有别于尧舜禅让。尧舜禅让是为了维系和稳定联盟体的存在与发展，是若干原本相互独立的社会集团走向联合时产生最高领袖的一种方式，是基于不同社会集团结成平等式联盟时求同存异、缓和矛盾的有效措施，而后世的禅让一般都是同一社会内部利益集团或阶层发生裂变、在矛盾冲突不可调和时转移政权的方式之一，联合与裂变泾渭分明。
        总的来看，平等式联盟是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但相对而言，平等式联盟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外部环境有所变化或内部力量对比失衡，就会打破原来的联盟形式。或者联盟分裂，或者不平等式联盟代之而起，并进一步促使政治一体化由不稳定状态逐渐趋向稳定。不难想象，在各集团分别实行王位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情况下，联盟体最高首领的禅让制又岂能长期存在。基于黄河水患以及苗蛮集团北上威胁的消除，中原地区局势得以稳定。而夏禹又在治水的过程中扩大了夏后氏集团的影响和势力，率先打破了联盟体内力量对比的均衡态势。所以，夏禹父子便具有废除禅让制的条件和可能，并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联盟体内最高权力世袭制的确立，表明中国古代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