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时代契机
        一般认为，尧舜禹所处的五帝时代，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有关他们的事迹基本都发生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史前文化开始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相互作用和发展格局。公元前第三千纪以前，中国地区的仰韶文化、尤其在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中期（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获得了空前发展，势力急剧膨胀，其分布范围向南推进到豫西南和鄂西北一带，向东达到豫东地区甚至影响到黄河下游的鲁西南地区，向北及于内蒙古中南部，向西则发展演变为马家窑文化（注：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在其发展过程中，仰韶文化明显对中原地区以外的同期文化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或曰崧泽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都发现有类似庙底沟类型的圆点、弧边三角等代表性彩陶纹样。正是在这种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中，周邻文化无疑都受到了仰韶文化急剧扩展的强烈刺激和推动，使之必须在对抗与发展中求得生存。事实上，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约公元前3500-前2400年间），中原地区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都明显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中，大汶口文化发展的证据之一就是其分布区域西移，河南平顶山市、偃师、商水、郸城等地屡屡发现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等，表明它曾一度波及豫中地区（注：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3期。）。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发展也有北上之势，豫西南和鄂西北这些原为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在仰韶文化晚期以来则已归属屈家岭文化的势力范围。其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都分别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虽还不便简单地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就优于中原龙山文化，但至少可以认为其文化成就丝毫也不比中原地区逊色。诚如学者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所有的区域文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注：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当然，这种文化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可能是对等的和一成不变的，其中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周邻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作用明显开始增大，有别于仰韶文化早中期。不仅如此，仰韶文化之后，可能基于气候变迁因素影响而使北方地区也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格局。根据若干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有学者把全新世以来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个气候期，即前仰韶升温期（约当公元前8000-前5000年）、仰韶最暖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000年）、龙山降温期（约当公元前3000-前2000年）（注：张宏彦：《渭水流域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另据研究，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气候可能也在向温干方向发展（注：孔昭宸、杜乃秋等：《内蒙古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载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这似可说明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整个北方地区的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干旱。龙山时代以前，以关中地区为中心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在渭水流域获得迅速发展和扩张，并也在庙底沟类型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而仰韶文化的这一发展趋势似乎与该地区气候条件的日渐好转不无关系。但到了龙山时代，渭水流域的气温在不断下降并向干凉方向发展，气候特点有显寒冷干旱。这一气候变化势必会直接影响北方地区客观存在着的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接壤地带。长城虽与战争有关，但对于经济生产活动来说，长城沿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气候敏感区。随着气候条件变化，或适于农耕，或适于游牧，所以历史时期的长城也常被视为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大致分界线。泾水上游的陇东镇原一带即有长城分布（注：李红雄：《甘肃庆阳地区境内长城调查与探索》，《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说明这里可能也属于气候敏感区。
        据考古调查研究，主要分布在陇东镇原一带、以红陶为显著特征之一的常山下层类龙山时代早期遗存东渐至关中西部的长武、千阳、宝鸡一带（注：王世和、钱耀鹏：《渭北三原、长武等地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96年1期。）。而与常山下层类遗存或不无关系、红陶也是其显著特征之一的双庵类龙山时代晚期遗存进而东及陕西武功县境内的漆水河一带，几乎占据了渭水中游约三分之二的区域。这种情况当已说明，不仅前一时期由陕西关中向四周扩展的文化态势不再，相反还形成了由泾渭水上游向关中地区东渐的文化发展新态势，进而迫使渭水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向东或东南方向退缩。豫西中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或归于王湾类型）中包含有较多的客省庄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水中下游地区）因素，甚或被划归到客省庄文化的范畴（注：郑杰祥：《河南龙山文化分析》，《开封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当是这一发展趋势加速造成的客观结果。同样也就是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套一带的一系列文化因素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重新组合，碰击出陶寺类型文化遗存这支文明的火花（注：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12期。）。另据文献记载，传说中陶唐氏最初的活动区域可能在太行山北麓的唐县一带。《帝王世纪》云：“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可见陶唐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不断向南推进的。这些事实当能说明龙山时代的气候变化曾一度导致了北方气候敏感区农业文化的南退，迫使北方地区的农业民族重新调整对生存空间的占有和利用。
        龙山时代北方地区的这一气候变化可能还引发了另一重大历史事件，即大禹治水。徐旭生先生曾对洪水及大禹治水传说作过详细考证，认为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大约不出公元前第三千纪后期（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8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表面上，黄河流域的洪水传说发生在比较寒冷干旱的龙山时代，似乎有些费解，其实不然。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黄河自青藏高原流出，在河南西部高地以上地段，因落差大而流速快，加之高山或高原之束缚，不能成患。及于河南东部，忽入平原，河床猝然变宽，流速减漫，致使在流经黄土高原地带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开始沉淀。而且，流速愈慢，泥沙沉淀愈快，致使河床不断抬高。发生在1996年的“96·8”洪水虽然洪峰流量不大，但在河南境内沿程大多却表现出历史最高水平（注：《我省黄河防汛进入临战状态》，《河南日报》1997年7月3日第1版。），即应是近些年来黄河下游地段的断流现象造成河摊河床沙化以及泥沙沉淀等因素作用下而致使河床迅速抬高的结果。同样，龙山时代北方地区气候变得寒冷干旱，雨量减少，必然会导致旱季河水流量较之往年同期有所减少，下游流速更慢，河滩部分沙化，在泥沙大量沉淀和风力搬运作用下而使河床很快抬高。一旦河水流量较平日有所增加，便有河水改道、洪水成灾的危险存在。据《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滕文公下》又云：“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书》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告子下》又释：“水逆行谓之洚水。”再依鲧、禹治水的传说来看，尧之时确曾发生过洪水，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灾及之中国当指中原及附近地区。孟子或谓之“横流”，或谓之“逆行”，同时又以“泛滥”一词来形容。许慎《说文》中释洚为“水不遵道”，此说可能更为确切。因为“逆”不仅有相反之意，亦有违背常规的含义，故“逆行”与“横流”当为同意。即尧之时的洪水很可能是指黄河在下游地段屡屡改道，河水泛滥成灾。河水泛滥期间，该地区的居民自然要全部或部分地逃离黄泛区以求生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中原及附近地区居民对生存空间占有和利用的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