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三五取丁”的说法，指的是徭役征调的方式或方法。本来中国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套征调徭役的制度或比较完善的方法。但自东汉末三国以来，社会动乱不断，尤其自西晋覆灭之后，北方陷于诸族纷争的混乱状态中，南方政局变动亦不时发生，加上南北对峙，战事时起，徭役之征益趋严急，固有的制度多未遵循，代之而来的是“三五取丁”法的出现，成为当时征发徭役的一个重要方式。但史书关于“三五取丁”办法的记载十分简略，没有专门记述，这里所说，也仅是一些初步的看法，希望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于“三五取丁”的说法，多见于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如《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云：
    “季龙志在穷兵，……兼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可见十六国后赵政权已在征役中实施“三五”法，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记载提及营建宫室台观所征人力四十余万，没有说是通过什么方式而来的，而只有“发卒”即征兵时明确指依“三五”法行事，依此看来，这里所施的“三五”法是在兵役范围之内。另，《资治通鉴》卷125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七月条又云：
    “是时军旅大起，……又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胡三省注云：二兖，南兖、北兖也），三五民丁，请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①]这是南方宋朝的情况，记载中的“三五民丁”也是在“军旅大起”、“兵力不足”时采取的措施，与上述北方十六国时一样，三五法施用于兵役征调方面。其他地方记载“三五”法时，亦多与征兵有关，如还有“三五占兵”、“三五简发”（见下述）等等。依据这些情况判断，“三五取丁”应指兵役之征，或如周一良先生所说，“三五取丁为南北朝时征兵常规”[②]，只是时间还应再往前推些。
    至于“三五取丁”的具体作法，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提到前面所说的石季龙（石虎）“三五发卒”一事时，曾加注云：“三丁发二，五丁发三也”[③]。在同书记载上引宋文帝之“三五民丁”处，又加注云：“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前者系指十六国时的北方后赵的作法，后者则为南朝刘宋的措施，即因时代、地区的不同，三五丁口抽调应征的比例是不同的，但都称为“三五”，可见“三五取丁”的特点就是户内丁口按一定比例（具体比例可以不同）抽调服役。
    还有，实施“三五取丁”法，多没有提到服役期限，这一点从上引及下文引证资料均可看出，多数都是为配合某种重大军事活动而采取的临时应急之征，所以也很难规定期限。
    据上可见，所谓“三五取丁”系指征兵而言，具体的作法是户内丁口依一定比例抽调，没有明确的股役期限。
    关于“三五取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云：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一月……壬子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於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悯之，其有三人五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这里所说的吏家，地位很低，吏也是一种吏役，吏家有五口男丁（父兄子弟）者，抽三人服役，或在京给役，或在地方郡县给役，还要照纳米限。负担苛重。这种实行于“吏家”的“三人五人为役”的办法，其具体细节我们还不清楚，但孙吴永安元年下诏诸吏家三人五人为役者可以从中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即免其兵役，这种户内应役丁口，每五口抽三丁以及三五人中免一人不从役，也即按比例抽调的办法，就具有“三五取丁”的特点。同时期的曹魏和随后的西晋也有类似的情况。史载西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伐吴诏称：
    “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者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④]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户内丁口按比例抽调的对象是“士家”，则始于曹魏，续存于西晋的士家制度，它的徭役（当然主要是兵役）之征就依此办法，至少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联系前面孙吴吏家的征役情况，可以这么说，“三五取丁”或按比例抽丁法乃三国和西晋旧制，并且与士家、吏家制度相结合。候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第3页写道：“魏晋以来军户制和兵役制，曾达到‘五丁取三’的程度”。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卷97《刘裕传附刘义隆传》校勘记第14条亦云：“三五发卒乃晋以来旧制”，在时间上说得稍往后一些。不管怎么说，这种按比例抽丁服役的办法，曾在三国魏晋士家和吏家中实行过。只是没有明文记载这种办法如何建立起来，似只是一种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