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丧服制度的内容主要分为服制与丧期两个方面。所谓服制，是指服丧时所穿着的服饰的规格等级；所谓丧期，是指为死者服丧的期限。在《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制度中，根据生者与死者关系的不同而制定了相应的服制和丧期。其中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服制；又有三年（斩衰、齐衰）、一年（齐衰）、九月（大功）、七月（殇大功）、五月（小功）、三月（缌麻、齐衰）等六种丧期。“三年之丧”是最长的丧期，当然也是丧服制度中最受重视的丧期，它所对应的服丧关系是子女为父母、父为嫡长子与臣下为君主等。由于“三年之丧”在丧服制度中具有特别隆重的地位，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如《礼记》中就有一篇专门论列“三年之丧”的《三年问》。清代学者毛奇龄甚至认为：“丧礼莫重于三年，使三年之丧不能明，则亦无庸议礼矣。然自汉唐宋以迄于今，实亦无能明之者也。”[1]由此既可见“三年之丧”在丧服制度中的重要性，又可见人们对“三年之丧”的认识自古以来即存在重大分歧。
        “三年之丧”起源于何时？形成于何时？对此，人们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礼记·三年问》曰：“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可见连《礼记》作者都已弄不清楚“三年之丧”的来历了。显然，我们今天想把这个老大难问题考辨清楚，是相当困难的。可是这一问题与丧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密切相关，是丧服之学难以回避的问题，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三年之丧”之源流综合考察分析如下。
        一、“三年之丧”起源诸说平议
        （一）“古之人皆然”、“三代共之”与“古今之所壹”--先秦儒家之说及后儒的弥缝与修正
        众所周知，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与丧服制度的关系非常密切。虽然目前还难以论定先秦儒家学派是“三年之丧”的最早倡导者，但可以说，在先秦诸子中，对“三年之丧”论述最为系统、倡导最力者当推孔、孟、荀等儒家诸子。下面我们先考察一下孔、孟、荀等儒家诸子对“三年之丧”起源的认识和论述。
        《论语·阳货》载：当孔子的弟子宰我怀疑“三年之丧”的合理性时，孔子说“予（宰我）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在这里从理论上说明为父母服三年之丧的原因在于报答父母的三年怀抱养育之恩，并指出“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但未说明“三年之丧”起源的时间上限。
        又，《论语·宪问》载：“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注：按，上文中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乃《尚书·无逸》篇之文。唯“谅阴”一词原文作“亮阴”。而《礼记·丧服四制》引作“谅闇”。《尚书大传》引作“梁闇璆”。《尚书大传》解作“高宗居倚庐，三年不言”，多出“居倚庐”三字，有添字为训字嫌。马融注曰：“谅，信也；阴：犹默也。”郑玄则从《大传》作“梁闇”，并将“梁”解作倚庐的“梁楣”，将“闇”解作“庐”。强调新君即位，必居倚庐，行三年之丧。今《尚书》伪孔传用马融说，从文字训诂上来看，马融与伪孔传的解释较为可信。）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由此可知，孔子不仅认为《尚书·无逸》所谓“高宗谅阴（亮阴），三年不言”是殷高宗武丁为其父小乙服丧三年，而且他还认为殷高宗之前的古人就已经有了百官为死去的君主服丧三年，不问政事的礼俗。至于这一礼俗起源的时间上限，他没有说，但他认为“古之人皆然”，似乎自古以来就存在“三年之丧”。
        儒家诸子中对“三年之丧”的起源阐述得比较明确的当推孟子。《孟子·万章上》曰：“《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又曰：“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
        《孟子·滕文公上》又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显然，根据孟子的说法，“三年之丧”早在尧舜时代就已存在了，至夏商周三代则更成为“自天子达于庶人”的通行制度。
        《礼记·三年问》曰：“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
        而《荀子·礼论》抄录了《三年问》的这段文字，（注：按，《礼记·三年问》中的这段文字，也见于《荀子·礼论》，唯“壹”作“一”。或认为此文乃《礼记》抄录《荀子》，而沈文倬先生则认为当是荀子抄录《礼记》，兹从沈氏之说。参见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与〈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十六辑。）说明荀子也同意《三年问》的观点，将“三年之丧”看作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古老制度。这与前引《论语·宪问》中所记载的孔子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可知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关于“三年之丧”起源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三年之丧”起源甚为古远，起码早在尧舜禹时期就已存在了。
        可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周易》中的有关记载与孔、孟、荀等人把“三年之丧”说成是古已有之的观点相抵牾。《周易·系辞传下》有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既然在古代曾经存在过一个“丧期无数”的阶段，那么“三年之丧”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古制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有鉴于上引《周易·系辞传下》与孔、孟、荀等人关于“三年之丧”古已有之之说的抵牾，以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贾公彦为代表的后世儒家学者们便千方百计地弥缝、调和这一抵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