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之后，北方诸族政权鉴于人口亡逃空前严重，都想方设法迁徙、控制人口，以保证赋税、兵员和各种徭役的来源和供给，他们根据各种需要和不同对象而加以组织控制的特殊户口，如军户、兵户、府户、杂户、营户等等，都专立户籍，而且又大多是按军事形式加以编制，与孙吴的吏家、曹魏创建的西晋时尚存的士家制度类似，甚至还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例如营户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军营编制户口，即因军营而得名，并其家属，故称为营户，显示营户之形成还受到曹魏士家制度的启发和影响[⑤]。这些特殊户口多是可以随时应征的，“三五取丁”法又多是兵役之征，所以首先应在他们中间实行。后赵石虎征讨前燕慕容皝时，曾“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⑥]。这里所说的兼复之家应该就是指士兵之家即军户、兵户之类，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家中有人应征入伍，其他人丁享受一定的复免优待，现在因军务紧急，又得抽调人丁服役，兼及复免之家，即除应征之家外，原复免之家也一并征发。不过《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把“兼复之家”说成“七州之民”[⑦]，此或说明当时“三五取丁”法已经施及州郡编户。随后石虎又敕“青、冀、幽州三五发卒”，此已见前述；史书又谓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十二月石虎因欲南伐、西讨、东征，敕河南四州、并、朔、秦、雍、青、冀、幽“皆三五发卒”[⑧]，两种记载大概指同一事，不过后者范围更广泛，其对象都是针对州郡之民。前燕慕容儁时，欲图南方，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武邑刘贵上书极谏，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乃改为三五占兵，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邺都。”[⑨]这次征兵，本来是要“率户留一丁”，比“三五取丁”法的各种比例抽丁重些，刘贵认为这样做是“召兵非法”，胡三省也认为当时“法未有户留一丁而悉发兵者”[⑩]，故经劝谏才改为“三五占兵”（11），那么“三五取丁”是当时“召兵”的常规了。另外，慕容儁的命令里明确指出征调的对象是“州郡”“见丁”，也就是在全部州郡户口之内抽丁，此亦可证实，十六国之时，“三五取丁”的对象已包括所有编户在内。后来前秦苻坚（公元357至384年在位）既败代国（北魏前身）王涉翼犍（或什翼犍），“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12），则前秦又把“三五取丁”法推广于被征服的而且比较落后的其他民族。
    在南方，根据《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东晋南朝曾规定“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范宁说过：“今（按指东晋之时）以十六岁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13），范宁所说东晋全丁、半丁年龄规定，即是西晋旧制（14），据此推测东晋以来在徭役方面，可能沿袭西晋的某些办法。不过由于战乱时起，徭役繁多，每丁岁役不过二十日的规定多成具文，范宁就说：“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15）南齐海陵王延兴元年（公元494年）冬十月癸巳诏曰：“诸役旧出州郡，征吏民以应其数，公核获二旬，私累数朔……”承认公家规定每年二十日，而州郡实征力役多达几个月。于此看来，年役二十日的规定没有执行过（16）。另一方面，“三五取丁”或户内丁口按比例抽调的办法在南方和在北方一样，也很盛行。前述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七月因抵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进攻，大举征兵，“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请使暂行。”南朝肖齐废帝肖宝卷“永元（公元499至501年）以后，（北）魏每来伐，继以内难，徐、扬二州人丁，三人取两。”（17）；或云其时“扬、南徐人丁，三人取两，以为率”（18）。《南史》卷70《郭祖深传》称“发人征役，号为三五”，说明三五征役在南方已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因为应征的对象是国家的州郡编户也即主要是个体农户，而且征役繁多，成为时患，遂把负担徭役的百姓称为“三五门”，如刘宋时的武念即“本三五门出身”（19）。《南齐书》卷46《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曰：“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这里说的是山阴县的情况，但士族免役实带有普遍意义，唐人杜佑也说其时士族“百役不及，高卧私门”（20），这些被称为“三五属官”、“露户役民”的广大农民一直是徭役的承担者，而“三五”法几乎成为强迫他们应役的最基本办法，更是毫无疑问的了。
    此外，踞立于四川的成汉主李寿，曾“徙民三丁已上于成都”（21），户内有三丁以上者皆在迁徙之列，这似乎是受“三五取丁”法的影响。梁武帝时有“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之筑”的作法，这是若干家合在一起按比例抽丁，南北皆有（北方如北魏，见下述），这可以看成“三五取丁”或户内丁口按比例抽丁法的变种，而且还不限于兵役，施及其他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