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我既见”句之“我”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皆无，但它们“既见”后皆多一“圣”字。“我”字《礼记·缁衣》篇是承前“己”省略，而“晚书”《君陈》篇因前称“凡人”，此则不能有“我”字。“圣”字楚简是承后省，“我既见”即“我既见圣”。
        楚简“我弗迪圣”句之“我”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也皆无，但多一“亦”字。《礼记·缁衣》篇是承前“己”省略“我”，因前文已说“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故此用“亦”。楚简无连词“亦”，其意亦同。“晚书”《君陈》篇因是第三人称，故不能有“我”。
        楚简“弗”字，《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皆作“不”。“弗”、“不”可通。
        楚简“迪”，《礼记·缁衣》篇和“晚书”《君陈》篇皆作“由”。“迪”、“由”可通。
        从以上异文看，“晚书”《君陈》篇基本同于《礼记·缁衣》篇而异于楚简，其袭用《礼记·缁衣》篇之文是很清楚的。但“晚书”《君陈》篇对《礼记·缁衣》篇之文也稍有改造，以致语气截然有别。
        楚简此句两称“我”，显然是第一人称。《礼记·缁衣》篇虽不称“我”，但称“己”，其人称与楚简实际是一致的。
        而在“晚书”《君陈》篇中，此为成王批评常人、训诫君陈之语，已是第三人称。既是常人之为，而非己之行，故称“人”而不称“我”，也不称“己”。如称“我”或“己”，不但与称“人”矛盾，而且下文“尔其戒哉”，也难以解释。楚简所引，不称“人”而称“我”，置于“晚书”《君陈》篇中，上下文意就会扦格不通。楚简所引，反映的当是战国中期以前人所见到的《尚书·君陈》篇的原貌，它与“晚书”《君陈》篇的上下文不合，说明“晚书”《君陈》篇并非战国中期以前人所见之《尚书·君陈》篇之旧。说它是后人摘录《礼记·缁衣》篇等所引加以编造而成，是有道理的。
        五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第33简所引之文对认识“晚书”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其文曰：
        大曰“余才矺天心”害？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厇於天心也[12]（图版51）。
        “”为“禹”之繁文。“才”与“在”通，简文解为“之此”，从上文看，当指“治人伦”，即在人伦上下功夫。“厇”，《郭店楚墓竹简》一书认为“宅”，其说是[12]（p168）。“宅”可训顺应、归顺。“天心”，即楚简上文所谓“天德”。“宅天心”与《书·康诰》“亦惟助王宅天命”之“宅天命”义同。
        古文《尚书》有《大禹谟》篇，“大禹谟”可称大禹曰。因此，简文的“大曰”当属先秦《尚书·大禹谟》篇，是简文引《尚书·大禹谟》篇之文。今传《古文尚书》记载大禹言行事迹的有《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5篇，皆无简文所引“余才厇天心”句。这5篇除《大禹谟》外的4篇都见于今文，其属先秦《尚书》无疑。有争议的只有属于所谓“晚书”的《大禹谟》，而且也只有《大禹谟》称“大禹曰”。简文所引出于《大禹谟》而不见于“晚书”《大禹谟》篇。这一事实，对于讨论“晚书”的真伪很有启发。
        除此篇外，郭店楚简引“晚书”较多的还有《缁衣》篇。其引“晓书”有《尹诰》、《君牙》、《君陈》。其中《君陈》还两见。《缁衣》篇所引都见于“晚书”，而此处所引则不见于“晚书”。这说明“晚书”确实出于后人之手，它将传世文献中的佚《书》都尽可能地搜集起来，利用原有的篇名，而加工编成。楚简《缁衣》篇所引都见于《礼记·缁衣》，所以也都见于“晚书”。因为《礼书·缁衣》是常见的经书，所以被“晚书”的编造者列为主要对象。但编造者没有见到此篇楚简，所以此篇楚简的佚文在“晚书”《大禹谟》篇里则找不到。因此，楚简所引的这一佚《书》，当是“晚书”《大禹谟》，也是整个“晚书”晚出的又一证明。
        以上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四条材料，前三条是积极的证据，证明“晚书”《伊训》篇、《君陈》篇的文句，不可能是先秦《尚书》的旧文；后一条是消极的证据，楚简所引先秦《尚书·大禹谟》的文句不见于“晚书”《大禹谟》。这两方面的证据告诉我们，从宋人吴棫、朱熹以来，考定今传《古文尚书》25篇“晚书”非先秦《尚书》之旧，为后人所编造是正确的，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