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制度自秦朝正式确立以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皇帝权力不唯至上，而且独尊，对一切制衡或威胁皇权行使的权力系统，它都有一种排抑与抵制的机能。这是皇权运行的一般法则。唐朝时期，皇帝制度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唐肃宗李亨在位期间（公元756-762年），恰值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中，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造成了猛烈冲击，皇帝制度在此时期也出现了历史上极少见的情况。一般认为，因避乱逃至成都的唐玄宗承认肃宗即位的既成事实、自称太上皇，便失去了政治权力，他为肃宗举行册命，只是给自己找个台阶、留点面子而已。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唐玄宗不仅不甘心放弃最高权力，而且仍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他为唐肃宗举行册命之前，对中央政局做了精心安排，使其权力得以法律的形式保留下来，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样，就在实际中形成了太上皇与皇帝两个政治中心。他们在平叛这一点上具有共同利益，并借以相处共存；皇权独尊的法则，使双方关系微妙，冲突难免，唐肃宗时期皇权运行呈现出一些新特色。为了较方便地把握这一政局的特征，文中姑称之为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笔者认为，把握住此点，就掌握了剖析肃宗朝中央政治的钥匙，肃宗时期中央政治运行中诸如施政方针，平叛方略等问题，皆可由此得启其玄机，获圆满阐释，代宗以降社会政治状况的形成，也差可由此探求其渊薮。拙文旨在通过探索对玄宗至肃宗朝中枢政局作一新的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一、二元格局的形成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唐朝中枢政局产生了巨大冲击。马嵬之变后，身为太子的唐肃宗分兵北上，并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甲子（十二日）即位灵武，此乃唐中央政治的一次剧变。
    肃宗即位初，虽然制度文物未备，朝廷文武不满三十，但其政治意义在于：在玄宗避乱入蜀之际，灵武又出现了代表唐政府的中央朝廷。只是未获玄宗的认可，其法统地位难免受到质疑，像肃宗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领兵五千赴行在，李嗣业竟“缓师以观变”，没有立即奉诏而至[①]。肃宗即位当天就遣使赴成都，正是为早日得到玄宗的承认，弥补这一缺憾。同时，“肃宗即位之初，遣使乘驿，布于江淮，王命再通”[②]，广造声势；正在河北、河东作战的朔方军节度使郭子仪奉诏归镇，使初即位的唐肃宗得到军事上的支持，其意义非同小可。杜甫《送灵州李判官》诗末句云“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就足见当时人的心情了。更有意义的是，肃宗高举平叛旗帜，宣称“朕所以治兵朔方，将殄寇逆”[③]，视平叛为头等大事，这得到各地百姓尤其是关中、河北一带敌陷区百姓的拥护。这成为灵武朝廷存在的现实理由，也是后来与玄宗抗衡的砝码之一。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对此事评价说，乱世之中百姓各视朝廷去就为根本，故中央朝廷的重建，是有其政治价值的。
    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玄宗南下剑南途中，连续任命了剑南节度副大使崔圆、宪部侍郎房琯、巴西太守崔涣为同平章事。这样，加上左相（侍中）韦见素，玄宗抵成都时已有四位宰相。再从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玄宗又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留总百司”[④]的情况看，成都的朝廷无疑仍有相当的规模。更应指出的是，玄宗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丁卯即肃宗即位后三月，颁布了《命三王制》：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江南西路、岭南、黔中等节度度支采访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丰王珙宜充武威郡都督……，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诸路自供。……其署官属并本路郡县官，并各任自拣，五品已上署置迄，闻奏……[⑤]进行了具体的平叛战略布署。八月初一抵达成都后，又颁布大赦制文：“朕用巡巴蜀，训厉师徒，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⑥]仍然嘱意于布署平叛，并曾表达了“思与群臣重弘理道”[⑦]的决心，未曾一刻忘怀其君王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