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初得长安捷报的当天，就“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并表请其归京（32），如此迫不及待，正与急于收复长安用意一脉相承。从肃宗迎归玄宗一事中，也可透察出二元格局的影响。此事《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条及《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载之甚详。此事所反映出的肃宗父子的心态颇值得玩味。我觉得有几点应当注意：一、玄宗初得肃宗表示欲“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时，极为紧张“彷徨不能食，欲不归”（33）；实是担心二元格局被打破后个人处境窘迫。玄宗若于此情形中归京，势必引起父子（实是皇权）之间更大的矛盾冲突，甚至会引起政局更大动荡；肃宗本意虽不乏政治试探，但主要还是想让玄宗早日还京，以便他得独掌权柄，结果弄巧成拙；二、当肃宗得玄宗之诰旨：“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34）时，忧惧不知所措，则是担心仍然手握权柄的父皇在剑南形成与之相游离的对峙势力。蜀地经三国以来多年的治理、开发，在财力、物力上足以支撑玄宗在成都形成与长安抗衡的政治中心。事实上玄宗自入巴蜀，就一直恃剑南之地自固，发号施令，依然君主。果若如此，在安史余孽仍在河北，河南地区盘踞的形势下，极易造成唐朝中央的分裂而诱发更大的政治危机。父子双方初皆感不安者，恐即担心上述两种局面成真。三、玄宗又接到经肃宗认可、李泌起草的群臣贺表云“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后，“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35），前后态度迥异。实因其见肃宗君臣仍遵循既定的政治格局，既奉上皇，又尊皇帝，保证了玄宗以太上皇的身分而不是其他身分归京，从而使父子在此政局下暂保安处。迎归玄宗之过程之所以一波三折，问题正在于肃宗迎归的是依然掌握权柄的太上皇，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政治傀儡，至少他尚可恃剑南自固而使长安的肃宗无可奈何。
    最后，再从肃宗朝宰相人选来看这一政局的深刻影响。
    肃宗灵武即位之初，仅有裴冕一人为相。玄宗于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八月为其行册命时，从成都已有的四位宰相中派了三位（韦见素、房琯、崔涣）来到肃宗身边。次年三月，玄宗任命李麟为相后，又将另一位宰相崔圆派来。这样，肃宗的五位宰相有四位系玄宗任命者，这虽然说明玄宗对肃宗的承认及平叛目标一致，但也反映出玄宗向肃宗政治的一种浸透。而肃宗对数位宰相的使用是有区别的。崔涣到来不久，即被肃宗诏以江淮宣谕选补使打发出去，虽然崔涣迟至至德二载八月方正式免相，其实他并未在肃宗朝中辅政。对韦见素，肃宗以其“常附（杨）国忠，礼遇稍薄”（36），至德二载三月即罢知政事。房琯倒一度得肃宗礼遇，“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后用刘秩等分兵收复长安大败，“上犹待之如初”，但至德二载五月仍未免于罢相（37）。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乙未，崔圆、李麟也同日被罢知政事。至此，“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38）。此后宰臣若苗晋卿、王屿、吕湮、李岘、李揆、第五琦、萧华、裴遵庆、元载等，皆为肃宗委任。裴冕、张镐也系肃宗委任，但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被先后罢免。
    玄宗所置宰相被陆续罢免，情况自各有不同，但都系肃宗力图减弱玄宗影响力的证明。贺兰进明对肃宗所说房琯在“南朝”所做所为“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39），就反映出玄宗所委任宰相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肃宗因贺兰进明一席话疏远房琯，正反映出他对玄宗所任宰相之政治态度心存戒虑。对此点，甚至房琯本人都曾看出一些苗头，他对崔圆的态度即可为证：“崔圆本蜀中拜相，肃宗幸扶风，始来朝谒，琯意以为圆才到，当即免相，故待圆礼薄”（40）。
    不能不说到，在这种二元格局之下，致使唐朝官员因政治倾向相异而导致人事不和，这对平叛战争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像贺兰进明因与房琯有矛盾，张巡、许远困守睢阳时，竟拒不相救，就是担心房琯对他暗算。结果，睢阳在洛阳收复前十几天被叛军攻陷，酿成平叛战争中的一幕悲剧。无疑，类似问题的存在大大迟缓了唐平叛战争的进程，使安史之乱旷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