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说明，灵武即位伊始，唐朝就在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这是安中之乱中京师沦陷，朝廷播越的形势下出现的特殊政治局面。
    在玄宗闻讯肃宗即位后，高力士曾如是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⑧]所谓“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正说明玄宗一统天下四十年的局面不复存在，而今形成了西蜀（玄宗）、朔方（肃宗）两两相对的局面。
    不过，二元格局的正式形成，是在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八月十六日丁酉，其标志乃是这天颁布了由贾至撰述的一道诏书--《明皇令肃宗即位诏》。诏书云：
    ……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某（指李亨）英勇雄毅，总戎专征，代朕忧勤，斯为克荷，宜即皇帝位。仍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其诸礼仪，皆准故事，有如神祗简册申令须及者，朕称诰焉。衣冠表疏礼数须及者，朕称太上皇焉。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待克复上京已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踪姑射之人，绍鼎湖之事……[⑨]。此诏系玄宗闻悉肃宗即位四天后颁发。他承认了肃宗即位事实，自称太上皇，但这并不意味玄宗从此成为政治摆设。诏书中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肃宗虽然得到了对军国事务的处理权，但事后须向玄宗汇报；四海军郡向肃宗奏请的表疏，也须同时奏闻玄宗知悉。二是玄宗保留了以“诰旨”形式处理军国事务的权力，尽管也表示事后由“所司奏报皇帝”，但可以“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为由“随事处置”。也就是说，玄宗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独立颁行诰旨处理国政的权力。三是玄宗把所谓放弃上述权力的时间划定在“克复上京（长安）已后”，这给肃宗的施政方针与平叛方略带来了极大影响。有关这一问题，后文还将详说。四是所谓“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既强调双方所行之诰、制要相互通气，又表达出玄宗对平叛工作的极大关注，这与肃宗即位灵武时打出的平叛旗帜交映成辉。正是由于共同的平叛目标，远在巴蜀的玄宗承认了处于平叛前线的肃宗即位；另一方面，肃宗即位之初，虽获得了如朔方等镇兵的支持，若独立从事平叛似尚嫌力量不足，故依然有赖于玄宗方面的奥援而不能断然割绝与玄宗的联系，何况从《命三王制》及后来的史实看，剑南、江淮、山南、岭南等广大地区仍处于玄宗直接控制下，而江淮、山南又是后来唐平叛战争仰赖之主要财赋供应地与供应线。这决定了唐肃宗也毫无可能不取得玄宗的册命。
    到八月十八日，玄宗颁《肃宗即位册文》：
    维天宝十五载岁次庚申七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皇帝若曰：咨尔元子某……，洎予大业（一作“六叶”），恭位四纪，厌于勤倦，缅纂（一作“慕”）汾阳，当保静怡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尔元子某，当位嗣统[⑩]。册文中也有三点应予注意：一是所谓“厌于勤倦”云云只宜视为官样文章，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与前天《令肃宗即位诏》中所言“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调子不同，倒是与灵武方面颁布的《肃宗即位赦》中宣称“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11）之类的口吻相似。这反映出玄宗册命时，对业已成为现实的灵武方面有某种让步，而这种让步则保证了双方共处成为可能。二是这份颁布于八月十八日的文件，却把时间提前到肃宗即位（七月十二日）时，这不应是册文中的日期被改动过，而是唐玄宗的有意安排，这恰恰也是玄宗的高明之处。其用意不尽在于说明肃宗即位的合法性，更在于说明已属既成事实的即位，仍当秉其册命而后方具有合法性，以此进一步向肃宗政治中心施加影响。三是唐朝其他皇帝即位册文中都例有奏册行礼的宰相名单，而这一册文中却一反惯例，没有写入，只是前日颁《令肃宗即位诏》中有“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的安排。事实上在颁册文后就另即委派了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奉传国宝玺赴灵武行册命礼。这样，遂给这一追认式的权力交接打了折扣，从而使本来极为庄重的册礼不可能“皆准故事”举行。玄宗先于《令肃宗即位诏》中明言“朕之传位，有异虞典，不改旧物”云云，也不宜等闲视之了。这是唐玄宗在所谓“传位”过程中所做的巧妙安排，其目的无外乎保持自己政治上的主动。我们只要看看下面肃宗见到“持节往宣朕命”的韦见素等人时的反应，就可明白玄宗之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