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九月载：“上至顺化，韦见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宝册，上不肯受，曰：‘此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群臣固请，上不许。置宝册于别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礼。”直到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甲子，玄宗自蜀还京，“御宣政殿，以传国宝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12）。唐肃宗没有直接从韦见素手中接受宝册，正与上述玄宗精心安排的传位方式直接相关。再看《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的记载：“（琯）至顺化郡谒见，陈上皇传付之旨，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肃宗为之改容。”房琯所言“时事”，自是个人见解，所“陈上皇传付之旨”，当是宣达玄宗的本意，因其使命就是“往宣朕命”的。那么，肃宗之若何“改容”，当大有深义，未受宝册，便也不难理喻了。
    总之，地处巴蜀的玄宗闻知肃宗即位后，因其得朔方等镇兵支持，又有平叛之旗帜，不能不对处于平叛前线的肃宗予以追认，承认既成事实。但在履行传位、册命礼仪时，又巧妙地把肃宗即位纳入自己的政治安排之中，最大可能地向肃宗政治内部浸透，施加影响力，并颁布了《令肃宗即位诏》作为保留其固有权力的法律依据，使唐肃宗为求获得合法正统之认可，于接受册命时，不得不接受诏书中对此所做的安排，使权力的交接过程留下空隙，从而形成了玄宗（太上皇）与肃宗（皇帝）各掌大权、共同进行平叛战争的二元政治格局。双方都以平叛为目标，互有妥协、让步，从而得以共存。
    二、二元格局的内涵
    长期以来，学界同仁似乎对《明皇令肃宗即位诏》的政治意义较少注意，对其在法律上的权威性如何也就无从说起，只是简单地认为玄宗承认肃宗即位并加以册命仅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留点面子而已。那么，以玄宗和肃宗为中心的两个中央朝廷之间是如何相处，亦即这一诏书的法律效力如何呢？这要从两方面考察：一、肃宗处理、决定军国事务时是否向成都的玄宗请示、汇报，是否听从玄宗的指令？也就是说，肃宗（包括其文武大臣）是否承认玄宗法统权力的存在？二、玄宗是否仍然行使其权力，亦即玄宗的权力地位是否仍实际存在？
    应该说，因现存史料记载阙漏，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如《旧唐书》玄宗纪自至德元载八月到来年九月间竟未措一字等。我们试透过现见史料的剖析，对上述问题做一解答。
    据《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九月条：
    他夕，上又谓（李）泌曰：“（张）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以慰上皇心，何如？”对曰：“陛下在灵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践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过晚岁月之间耳。”上从之。同书卷二一九至德二载正月条又记载：
    上从容谓李泌曰：“广平为元帅逾年，今欲命建宁专征，又恐势分。立广平为太子，何如？”对曰：“臣固尝言之矣，戎事交切，须即区处，至于家事，当俟上皇。不然，后代何以辨陛下灵武即位之意耶！……”泌出，以告广平王俶，俶曰……：“陛下犹未奉晨昏，臣何心敢当储副！愿俟上皇还宫，臣之幸也。”上赏慰之。这是肃宗册后、立储要秉承玄宗之命的力证。结果，张良娣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三月戊寅方得正位中宫，广平王俶得为太子也到了这年五月庚寅（13）。其事皆到长安收复半年之后。
    另外，肃宗在平叛当中从未间断与成都的联系。据载：“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胡注：往来不绝曰骆驿）。”（14）“通表”内容今已难得其详，但络绎不绝的信使向玄宗汇报平叛形势等是正常的；再说，表疏本来就是臣子向君父奏事常用的一种形式。玄宗“每得上表疏，讯其使者”，对肃宗此举深表欣赏，曾下诰表扬：“……今皇帝奉而行之，未尝失坠，每有衔命而来，戒途将发，必肃恭拜跪，涕泗涟洏，左右侍臣，罔不感动。”（15）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一月壬申，唐肃宗于两京收复后曾颁一道制书云：“今两京无虞，三灵通庆，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当取处分。”（16）更直接由肃宗之口明确讲出覃恩诸事当待玄宗自巴蜀归京后“处分”，当然说明他对玄宗权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