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元格局下的肃宗朝政治
    肃宗时期最大的政治当首推平叛，平叛是其政治中毋庸置疑的头等大事。唐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对肃宗朝政治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肃宗平叛过程中，处处都打着这一政治格局的烙印。其中，处理永王璘事件和确定收复长安、洛阳为首要平叛目标至为显著。
    永王璘是奉玄宗诏、制任四镇（山南东、江南西、岭南、黔中）节度等诸使、江陵郡大都督的，他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九月赴任江陵。此时肃宗即位业已两月，并获玄宗正式承认。但是，除见到高适（随玄宗入蜀）对此有过不同意见外，并未见有人对永王奉命出镇感到不妥，倒是不少人对此寄予了无限期望。李白《永王东巡歌》（录第五、十两首）：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23）。就大致反映了这一趣向。
    从前引《命三王制》内容看，永王出镇后召募士将、补署官吏、积聚江淮财赋等（24），并不属擅权妄为，均符合玄宗诏制的授权规定。所以，时任庐陵郡司马的崔祐甫拒绝永王厚礼相邀，“人闻其事，为之惴栗”（25）。此说明永王有以号令江淮者，正在于他秉承了玄宗的旨意。正因如此，肃宗下诏令永王“归觐于蜀”，永王并“不从命”（26）。肃宗无奈，只得另制置淮南与淮南西道节度使并江南东道节度使加以防范，意存威摄。毕竟，永王节制四镇、封疆数千里，又得江淮财赋之用，对于尚在流亡之中致力平叛的肃宗不能不感到潜在的威胁。这年年底，永王叛乱，来年二月，旋即解决，事虽顺利，但也反映出玄宗的诏制仍具有法律效力，他“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27），给肃宗平叛增加了额外负担，牵扯其相当的精力，并直接影响其施政方略。
    肃宗以收复两京为平叛中心来抓，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玄宗颁《命三王制》，以天下四分，诸子分总节制，李亨被安置在沙塞空虚之地且位当平叛前沿。他若不能先收复两京，则对其地位的巩固将大遭不利，届时若永王辈“扫清江汉”，更“救河南”，捷足先登，谁主唐鼎，恐得另见分晓。关于这一点，王夫之看得很清楚，他说：“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悬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28）这期间，谋臣李泌根据平叛形势制定了一个分路出击，各个击破，以逸待劳，先取贼巢范阳，再取两京，最终全歼叛军的作战方案，肃宗极表欣赏，却无法依计而行。尤其在河西、陇右、安西、西域大军汇集，又得江淮庸调之资的情况下，肃宗觉得“当乘兵锋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李泌再三相劝并陈说利害，肃宗方吐露真情：“朕切于晨昏之恋（胡注：言急于复两京、迎上皇），不能待此，决矣。”（29）所谓“急于复两京，迎上皇”，正是不能驱兵千里攻范阳而后收取成功也。玄宗《令肃宗即位诏》将其放弃权力的时间限定在克复西京后，正是我们破解肃宗确定先取两京之平叛目标的枢机。不言而喻，收复京师，乃是肃宗在二元格局中稳固既得地位最简捷的途径。从郭子仪率兵进攻长安之际向肃宗所表“此行不捷，臣必死之”（30）的决心，足可体味出肃宗在收复长安一事上急不可待的心情；长安收复后，肃宗言于郭子仪“吾之家国，由卿再造”之“再造”（31），亦可透出此中隐衷。究其缘由，舍弃二元格局之作祟，殆无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