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身边的官员，也有同样观念。长安收复之初，肃宗派人入京“陈告宗庙之礼，有司署祝文，称‘嗣皇帝’。（颜）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改子。中旨宣劳，以为名儒，深达礼体。”（17）由颜真卿的质疑与崔器的修正，说明他们都尊重玄宗在蜀的现实，从“中旨宣劳”看，肃宗对颜真卿的建议亦表赞同。肃宗君臣均对玄宗无丝毫回避，当然说明对其地位依然认可。
    那么，唐玄宗方面呢？
    据《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月条：玄宗以武部侍郎李峘为剑南节度使，接替与宰相崔圆有矛盾的颍王璬；不久，又“命璬与陈王圭诣上宣慰”，至德二载正月，“上皇下诰，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总行百司，命崔圆奉诰赴彭原”。又据《旧唐书》卷一○《肃宗纪》：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一日，为表彰肃宗的“李谨”，玄宗下诰：“其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乡闾堪旌表者，郡县长官采听闻奏，庶孝子顺孙沐于玄化也。”五月庚申“诰追赠故妃杨氏为元献皇太后，上母也”。上述说明玄宗仍以“诰”的方式行使权力，特别是署官命相，更有力地证明了此点。着人奉诰告知肃宗，恰与前述诏书中“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的精神相符。
    再看玄宗委任委五琦一事。第五琦时任北海郡录事参军，太守贺兰进明“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谒见，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须，臣能使赏给之资，不劳圣虑。’玄宗大喜，即日拜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18）此事至少可得两点认识：一、贺兰进明在肃宗已经即位灵武的情况下，仍派其属下第五琦入蜀奏事以及第五琦被委重任，说明玄宗之政治权力和地位犹存；二、玄宗委任第五琦的目的在于使其理财济军需，当然是服务于平叛工作，说明玄宗不仅未曾放弃大权，而且着眼点也没有脱离平叛靖乱。
    甚至玄宗归京之初，其权力仍然存在。从《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二月条所载“上欲免张均、张垍死”，玄宗终未慨然允诺“上泣而从命”的情况，大致可领略玄宗在处理刑狱方面的权力情形。
    以上说明，不仅玄宗于成都仍实际紧握政柄，而且肃宗君臣也承认其法统地位，对玄宗权力不曾稍有忽怠。由此而言，唐玄宗所设计的政治格局是一个实际存在，这正是我们称之为“二元格局”的缘由。玄宗重归京师后，元结所赋《大唐中兴颂》中“二圣重欢，地辟天开”（19）之语，恐亦有某种奥妙。
    其实，当时肃宗的一些大臣对此政治格局看得已很明白。如贺兰进明曾对肃宗道：“‘且房琯 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此岂忠臣所为乎！’上由是疏之。”（20）贺兰进明以“南朝”喻指玄宗在成都的政权，说明它与肃宗朝廷不唯有地理的悬隔，而且含有政治核心相异的意蕴。胡三省作注时仅说“上即位于灵武，进驻彭原，其地在关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关山之南，故谓之‘南朝’”（21），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对此双边关系，日本学者冈野诚氏曾论及：“以肃宗为中心的灵武政权与以玄宗为中心的蜀政权便处于一种潜在的对立状况，甚或可视为一种南北朝之对立。”“据贺兰进明所述所见，对肃宗政权来说，‘南朝’已成为玄宗政权之惯称。”（22）按“南朝”是否对玄宗方面的惯称，因仅见此一例，鄙意尚未敢肯定，但冈野诚所论，正与上述二元格局的观点相呼应，但可视为拙文论点的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