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元格局的解体
    严格地说，唐中央政治二元格局由衰竭而解体的过程，就是玄宗权力日益萎缩到丧失的过程。我觉得，这一过程是从玄宗重归京师后开始的。这时，依照《明皇令肃宗即位诏》规定，玄宗的权力失去了法律依据与保障，并且，归京后处于肃宗的严密监控下。这一切，都逃不脱皇权运作的一般法则。
    返京之初，玄宗于南内兴庆宫尚可自由活动，在长庆楼露面时，城中“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41）。但在肃宗的掣肘下，玄宗权力渐至削弱。据载，玄宗曾有意以礼改葬杨贵妃，因肃宗宠阉李辅国不从而告罢（42）。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十一月即匆匆而还，如此不尽兴，原因无他，“从官嫔御，多非旧人”（43）也。这都透出玄宗已受某种监控的玄机。结果是，“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一作舞）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44）权力失落后的帐惘之态，跃然纸上。
    即使如此，肃宗仍没有丝毫放松戒备，亲信李辅国“常阴候其隙而间之”（45），对兴庆官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报告。他曾对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46）等。所以，肃宗对兴庆宫中玄宗之活动非常清楚。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玄宗在兴庆宫召将军郭英メ等人“上楼赐宴”，“剑南镇奏事官过楼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为之作主人”（47），引起了肃宗的警觉。回想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李林甫罗织韦坚、柳勣之狱构陷太子李亨时，就是借口地方军将皇甫惟明、王忠嗣与东宫交往而大做文章，如今玄宗也宴请地方军将，肃宗当然难以放心。于是，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七月丁未，发生了李辅国兵迫玄宗迁宫事件。
    据记载，逼迁前一天，玄宗兴庆宫中三百匹厩马被李辅国借口仅索剩十匹（44），足见不仅有预谋，而且布署周密。当日清晨，玄宗还曾离南内到北内，肃宗借口“两日来疹病”，竟未同玄宗谋面。当玄宗一行欲由夹城返南内时，突发变故，“忽闻戛戛声，上（玄宗）惊回顾，见辅国领铁骑数百人便逼近御马，辅国便持御马，高公惊下争持，曰：‘纵有他变，须存礼仪，何得惊御！’辅国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斩高公从者一人，高公即拢御马，直至西内安置。……”（49）。局面之惊险紧张，确乎令人心惊，匪夷所思。事后，“上皇泣曰：‘微将军，阿瞒已为兵死鬼矣！’”（50）
    诸书所载逼宫一事，均说是李辅国“矫诏”、“矫敕”所为，与肃宗全无干系。从李辅国叱高力士“大不解事”以及肃宗事后对李辅国等人所说“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51）可知其内幕隐情就是为了防微杜渐，说穿了，就是担心玄宗寻机龙飞，再掌朝纲。何况此际肃宗身体多病，而玄宗虽已76岁，依然宴饮聚乐，并未显出龙钟老迈，肃宗确实不能不有所防备！因此说，逼宫之举是肃宗为进一步控制玄宗而布署的，李辅国自当秉承其旨意无疑。
    玄宗入居西内，遂每日“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52）。不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被勒令致仕，高力士被削职除名、长流巫州。两位亲信远离而去，“旧宫人皆不得留左右”（53），唐玄宗已完全成为肃宗控制中的孤家寡人。此后的玄宗，精神郁闷，再无生趣，从此开始辟谷。风云一生的玄宗在政治生命终结后，心境百无聊赖，身体也迅速垮掉，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甲寅，78岁的玄宗郁郁而终。十三天后，唐肃宗也继之驾崩。
    由上述可知，自玄宗归于巴蜀，唐中央政局的二元色彩遂开始淡化。上元元年逼迁西内更为二元格局剧溃之征，终归于解体。代宗即位后，先为高力士平反，并许其陪葬玄宗泰陵，丧事行李，一切官给（54），标志着代宗时期已摆脱肃宗时期二元政治格局的阴影。但是，肃宗时期在此政局下所确立的施政方针，平叛方略等给代宗朝乃至整个唐后期政治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因二元格局的解体而消弭，如对拥兵藩帅的姑纵、宦官势力的崛起等，无不可由肃宗朝政治中求其肇始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