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促成中国当局认识到创设电报的重要与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事件有关。事件发生的当时，中国船械未备，与台湾信息不通，最后被迫与日本立约，以赔款了结。这种由立约所带来的民族耻辱直接导致了光绪初年统治集团内部有关海防的大讨论。讨论中，上自王公大臣，下至一班疆臣大吏都一致认定创设电报对国防的重要。福建巡抚丁日昌指出：
        “台湾南北路途相隔遥远，文报艰难，设立电线，尤为相宜。”
        “电线一件，所以达要报而速军情，为用至明”。（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4页。）
        李鸿章从世界变局的视角和国家防务及外交需要出发，则指出：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5页。）他还以俄国架设电报线，海线可达上海，陆线可达恰克图，“消息灵捷极矣”为例，指出中国信息传递比起外国严重落后：“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需一日，由上海至京师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度，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5页。）
        两广总督张树声也指出：“中国驿递文报，羽檄交驰，人马俱敝，（与外洋电报相较），迟速之数，霄址悬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53页。）
        由于开设电报利于防务、外交和商务，清政府遂下令沿海疆吏设法筹办。1881年（光绪六年），李鸿章率先架设了北塘直达天津之间的电报线。在电报开通后的奏报中，他说：“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大有裨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38页。）同年10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督理。此后电报在各地迅速创办起来。到1892年，经过10多年的努力，全国主要地区都开设了电报：“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446页。）此外，还开办了国际电报业务。东三省的电报局与俄国恰克图、海参崴电报局，广西腾越电报局与法属越南，云南蒙自电报局与英属缅甸之间均开办了电报接通业务，直接沟通了中国与国外的电讯联系。
        在陆路有线电报架设的基础上，与军事直接相关，有线电报也被广泛运用于北洋舰队与其他舰队以及沿海沿江的炮台要塞。电报线的架设开通给国家政治、军事以及商业，尤其是中央与地方边远省区的联系、信息沟通带来的快捷和方便是显而易见的：
        “万里呼吸如在阙庭，方略机宜瞬息可达。”
        “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踪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所隔阂。”
        “其京外一切要政及与出使大臣往来问答，莫不朝发夕至，海外直若户庭。”“各地遇有紧要事件，筹划布置，消息灵通，瞬息千里，乃极机密勿虞泄漏。”（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369页。）
        与有线电报推行的同时，有线电话也在中国开设起来。1882年2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7号创设有线电话局。此后英商、美商也相继开办了电话业务。为了打破外商的垄断，清政府于1902年拨款在上海创建了中国自己的电话局。
        总之，电报电话的开设直接影响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人们日常生活，这在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是看得十分清楚的。“裨益国家，控制中外全局尤大且远”。（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