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电报传递革命信息，推动革命在全国各地的开展
        湖北军政府的通电首先得到了境内各道府州县的响应。许多道府州县的革命党人得报，立即行动起来，夺取电报局、邮政局，接管旧政权，宣布拥护民主共和。湖北军政府的许多通电在各省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湖北邻近的湖南率先响应革命。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当湖北革命者“电传到湘”，驻长沙新军第二十五协一、二标即谋同时响应。湖南独立后，继焦达峰任都督的谭延闿指示总务科管理文报事务的唐乾一“刊发文电，布告四方”。“即日电告各道府州县”，“其不通电之处，饬即钞电专差携送”，清朝统治者也惊呼“是湖南全省，已为彼传电而定”。（注：《辛亥革命》（六），第170页。）谭氏还以个人名义“分电各省”“派员运动”，策动各省湘籍官员谋划独立。“孙道仁在福建，力有可为，不遽发，谭延闿迭电促之。……由是福建亦独立。无何，黄钺、向淼起义于甘肃，称秦州都督；郭人漳起义于广东濂州，称钦濂都督；龚子沛谋反正于寿州，皆为谭延闿响应。他如蔡锷起滇南，李燮和、黄汉湘据长江，柳大年与张榕之谋关外，杨德邻说张绍曾之师于滦州，湘人颇居多数，而民军遂张。”（注：《辛亥革命》（六），第158页。）又如程德全在苏州、蔡锷在昆明先后宣布独立后，均立即“驰电各属道府州县，令其即日反正”，并通电各省督抚“冀其从速独立，早定大局，其时函电交驰，极为忙碌。”（注：《辛亥革命》（六），第228页。）而新疆的革命党人也是在得到内地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发动起义的。新疆独立前，“武汉党人曾拍一密电，由上海陈都督其美转俄国，以达冯特民，约起为响应。”于是遂有新疆的独立。（注：《辛亥革命》（七），第428页。）
        （四）利用电报，阻止清政府破坏革命
        革命党人不仅运用电报推动各地独立，而且在独立之后，又通过电报或电话互通消息，阻止清政府破坏革命。1911年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革命志士彭家珍得知清政府从俄国购买了一大批军火正用火车运往汉口前线，将要经过滦州的消息，立即密电滦州新军20镇统制张绍曾，要他设法扣留。张氏遂借口南北议和停战，将军火扣下，并秘密电告黎元洪，“使之无后顾之忧”。（注：《辛亥革命》（六），第340页。）又如张勋败退南京后，统率所部沿津浦路北撤。革命党人立即用密码电报寿州凤阳的淮上军组织伏击。伏击中，张勋因“换坐特车奔徐州”，才幸免被俘。（注：《辛亥革命》（七），第169页。）在这里，电报的信息传递对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用电报传递胜利信息，坚定革命信念
        革命党人利用电报互通胜利信息的事也屡见不鲜。袁世凯指挥北洋军炮轰汉阳，火烧汉口的消息传出后，社会上出现了所谓党人武昌失守的谣传，引起了独立各省的严重不安。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沪军都督陈其美致电独立各省：“武昌确无恙，曾有电到此”。“江宁初六、初七两日迭获胜仗，除占领地外，已曾通电”。（注：《辛亥革命》（五），第202、203、394、280、397、475页。）而镇江都督林述庆在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也迅速以公电通告全国，给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而在更多的时刻，革命党人则利用电报筹商战策，争取民主共和斗争的最后胜利。由于汉阳失守，武昌势危；潼关失守，陕甘告急。不少都督如陈其美、林述庆、季雨霖等人均曾密电独立各省，建议从海道攻天津，直捣北京；由蓟州出襄阳武胜关，合秦晋军进窥山西，从东西两翼夹击，迫使清军回师返北，以解武汉、西安之危。（注：《辛亥革命》（五），第202、203、394、280、397、475页。）
        （六）利用电报、文告形式，申明军纪，约束军队
        辛亥革命中，各地多有土匪、防勇、会党趁机滋事及新军烧杀淫掠之类事情的发生，令人民深恶痛绝，也给敌人以反对革命的口实。对此，革命党人往往用电报和文书布告的形式申明军纪，约束部队。蒋尊簋接替汤寿潜任浙江都督后，“即通电全省，并布告军队，谓我军人重道德，守纪律，不可扰民。”（注：《辛亥革命》（七），第138页。）
        电报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作用还可以从革命党人因电报传递受阻而造成起义失败，革命领导人被杀一事得到印证。据说，新军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曾与滦州第20镇统制张绍曾密电共同举义于河南、山西，一举攻占北京。“不幸（吴氏）此密电不达于张，而入于（直隶总督）陈夔龙之手。陈氏虽不能明解此密电之意，然对于吴、张二人素抱疑心，故将此电藏起，不转送于张。”致有吴禄贞在石家庄专候回电被部下刺死的事件发生。（注：《辛亥革命》（六），第177页。）（注：大多数史料记载说吴氏系袁世凯派人暗杀的。）
        （七）利用电报，阻止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
        辛亥革命期间，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借“独立”之名，趁机从事民族分裂活动。在揭露和制止这些分裂活动，捍卫国家统一斗争中，电报起到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后，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上层分子趁机“独立”，宣布脱离中国。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逃走后，一时库伦秩序大乱，“白昼抢劫，华商惊惧”。中国电报局库伦分局委员顾保恒虽不是革命党人，但有见于事关国家统一，立即以“火急电报”报告清朝外务部，请求派兵入蒙。建议组织民团、商团，制止外蒙“独立”。又见京师与外蒙路遥险阻，建议朝廷出面，通过俄驻华公使电令库伦俄领事出面协助。由于库伦电报局及时地、不断地向北京报告外蒙古的情况，遂引起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内阁对外蒙古问题的关注。（注：《辛亥革命》（七），第295页。）
        1911年12月南北和议在上海举行，在谈判中，双方也主要通过电报电话进行情报传递和信息交流。当时上海电政局特委派史丹兹、潘茂昭为双方译电员，专门负责办理译递南北双方电报、文件等。（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70页。）南北和议期间，独立各省还通过频繁的电报往返，联络筹商，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共同组建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中央政府。
        总之，纵观辛亥革命期间，由于革命党人重视和借助了电报、电话这一近代的电讯信息传递手段，缩短了革命时间，使革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即告完成，这在近代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当然，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革命党人长期奋斗和全国民众拥护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的结果。但是，电报电话这些近代电讯信息传递，便捷了革命的开展，推动革命走向成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