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江南政治、经济发展，促成了以南北人才之争为特色的“三国鼎立”局面。曹操南伐刺激了江东、荆州文化教育事业的长足进展，把一批江南人才推向南北争夺的政治舞台。以诸葛亮、庞统和周瑜、鲁肃为代表的荆州人才和江东的人才群体，就成了当时“得之以定天下”的英雄。但由于江南人才“性情相契”，保守割据的政治意识和狭隘的宗族色彩相当浓厚；江东和蜀汉统治者也没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内部争斗和人才政策的失误，三国纷争最后归于北方的司马氏统一。
    三国魏、吴、蜀之争天下，史家皆称“人才之争”，深入观察分析起来，实乃南北人才之争。自189年董卓乱两京，曹操统一北方，继而刘备、孙权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策划孙刘联盟，联络起用南方各地人才，赤壁一战，以弱制强，打败不可一世的北方曹操，拉开天下三分的南北对峙局面。此后，襄樊之役，夷陵大战，刘孙猜忌相疑，大动干戈，经济破坏，政局失去平衡，江南人才大受损伤。终致刘汉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东吴自鲁肃、周瑜、陆逊之后，人才不进，内政混乱。曹魏则开始经济恢复，人才兴旺，280年杜预、王浚、王浑等六路南渡，“方舟百里，兵甲满江，旌旗烛天”，一举亡吴，结束了70余年的三国纷争。诚如孙皓弟孙秀所叹：“昔孙策以一校尉创业，江淮士大夫咸皆向之，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陵山庙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得人才者得天下”，在这一意义上说，三国以南北人才之争始，也以南方失人才而终。
    汉末大乱，孙策、孙权兄弟和刘备，各在江南东、西分别建立了吴国和蜀国，周瑜、鲁肃、庞统、诸葛亮、法正等一跃而登上政治舞台。其间步骘、顾雍出任江东为相，诸葛亮、庞统出辅刘备，而为左右丞相，汉末天下大势为之一变，这些都反映了三国时期江南人才崛起，南方强烈对抗北方的历史趋势。东汉末年军阀董卓、袁绍、曹操、吕布、袁术等抢夺地盘，发动战争，北方陷入空前的动乱之中；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的江南，凭借“鱼盐舟楫之利，丝绸布帛之饶”，开始在经济上逐步赶上江北，并推动经济重心的南移。当时长江沿岸的四川盆地，洞庭、鄱阳湖流域以及太湖、钱塘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极快。建康京口地区，是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方辐辏，为东南第一都会。京口，北临大江，南通吴会，西连建康，而成为一方军政交通的水陆都会。山阴是豪门大族聚居之地，又是两浙绢米交易中心，誉为“海内剧邑”。吴郡和会稽，地处太湖和钱塘江流域，是江东世族的大本营，又是建康后院，人文荟萃，经济相当发达，是江南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当时益州的成都，社会相对安定，中原人士纷纷避乱入蜀，工商业得到充分发展，左思《蜀都赋》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襄阳是南北经济、文化和通商贸易的据点，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襄阳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陆士仪《思辨录》提及襄阳七便中即有：“襄邓之间多闲田，区外耕种，可以处四方辐辏之众……湖广地饶，一岁再获，京师可常足。”江陵则是江南另一政治经济中心，王士性说其“西通巴峡，东连鄢郢，环列重山，襟带大江，介重湖之尾，据上游之雄，为物资四集之地”，后有“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①]之誉称。江南各地借助这股强劲的经济开发的东风，从益州、荆州、扬州到三吴会稽，人才纷纷崛起，一时就冒出了如孙坚、孙策、周瑜、鲁肃、孙权、陆逊、顾雍、虞翻、步骘、吕岱、陆绩、庞统、法正、蒋琬等，堪称国内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文臣武将，这在我国人才发展史上还是相当罕见的。他们跃登三国政治舞台，导演了一场场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赤壁之战、襄樊之役、夷陵之战，既是南北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也是人才智慧的较量。典型的赤壁之战，结果南方的诸葛亮、周瑜、鲁肃、庞统、孙权等年轻政治家、军事家，协同刘备、关羽打败了拥军百万，不可一世的北方曹操及其同僚程昱、荀彧和曹仁。当时孙权27岁，周瑜32岁、鲁肃34岁、庞统25岁、诸葛亮27岁；而曹操已是53岁、荀彧45岁、曹仁41岁。赤壁之战曹操败北原因很多，但在政治军事战略，筹谋划策布局，以及临战智慧发挥等方面，南方远胜北方，这是南方人才崛起的一个明显而突出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