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雍、陆逊都是江东杰出人才，他们为相期间，曾使江东政治空气出现了和谐向上的气氛。但随着世族力量不断膨胀，宗族、宗派意识也油然而生。孙氏江东中央的君权和相权矛盾，地方的宗族、宗派之争也势所难免了。孙权为了保持君权的绝对优势，先则限制陆逊常驻京城，其后借争嗣夺位的矛盾，逼死陆逊，史载：“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迁。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迁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28）江东孙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族、宗派斗争，致使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大都督施绩、丞相步骘、大司马全琮、中书令孙弘等主要文武大臣都卷进漩涡，结果太子和被废，鲁王孙霸自杀，东吴宗室孙峻又杀了丞相诸葛恪，公卿大臣死者不计其数。
    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族矛盾和斗争，特别是相权和君权之争，遂引起江东中枢政治的动荡混乱，致使吴国后期的中央一直处于结党营私，权争利夺，互相残杀的动乱之中。孙权后期的用人政策，也不是“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而是“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随着这种斗争的不断发展，江东吴国的“后叶陵迟，遂致覆国”，也是大势所趋了。
    再者，割据意识和狭窄的宗族观念对于用人路线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刘备善于用人，且有独特用人政策，但其仍有“亲亲我我”的宗派观念。初命诸葛亮、关羽镇守荆州，后由关羽独挡一面，关羽兼资文武，骁勇绝伦，但他缺乏政治头脑。如刘备能以诸葛亮、法正、庞统其中一人为之辅佐关羽，不但荆州丢失不了，也许会是北征曹魏的伊洛主力，三国之争的结局，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刘备入蜀推行“荆州人贵”路线，绝对信用荆州人士，如诸葛亮、庞统、蒋琬、费祎等都是荆州人。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和诸葛亮之间，也各有宗派的表现，当年为刘备摒弃不用，或罪责而不提拔的荆州人，先后都为诸葛亮赏识，并授以要职。如蒋琬为广都长时，“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后来诸葛亮临死，“以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29）又如李严，刘备在世，“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后来诸葛亮以“运粮不济”为由，把他废为平民，“徙梓潼郡”。（30）又如刘备临终遗言与诸葛亮，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后来诸葛亮“违众拔谡，令为先锋，并统大众在前”，结果有街亭之失，士众离散，损失惨重。习凿齿评曰：“亮为天下宰匠，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违明主之戒，裁之失中，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31）显然，刘备和诸葛亮用人各有利弊得失，不可苛求。但刘备、诸葛亮后期用人所表现出诸多失误，招致“蜀中无大将，廖化任先锋”的后果，一是“荆州人贵”的用人路线，既限制排斥了关羽、张飞、糜竺等北方元老集团的后备人才，也沉重地排挤和打击益州地区的人才。二是加剧了刘备、诸葛亮集团和益州土著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促进蜀汉后期矛盾重重，社会动荡，内政腐败，争权夺利，最后终为谯周、阎宪为代表的益州土著地主集团所出卖而致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