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政治思想方面，江南人才虽有许多特色和优势，但也有突出的弱点：保守割据的政治意识极强，这对于统一是非常不利的。综观三国争强五六十年，江南吴蜀以割据兴起，也以割据而败亡。诸葛亮提出“隆中策”，特别是鲁肃提出“榻上策”都带有浓烈的割据色彩。鲁肃说：“曹操不可卒除，汉室不可复兴，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是，亦是无嫌”。又说荆楚之地，“内阻山陵，外带江汉，有金地之固”，“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20）鲁肃是出色的政治家，但他最初是带着割据自保的意识登上汉末政治舞台的，《吴书》载：汉末天下大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又“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阴相部勒，讲武习兵”。（21）其目的是争取划地自保。后来周瑜引荐鲁肃去会见孙权，也因“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事变”。（22）其后他向孙权呈献带有政治割据意识的“榻上策”，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文臣，也都认为“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23）再如孙权、庞统、法正、吕蒙、陆逊、蒋琬等人物，在他们一生政治活动中，也无不有不同程度的割据自保的政治意识。吕蒙袭击关羽，陆逊进取夷陵，名为争夺荆州，实则放弃了大敌曹操，各顾自己的割据地盘。法正在刘备进据益州后，提出“北征汉中，蚕食雍凉，广拓疆土”，其目的还是“固守要害，为久长之计”。（24）诸葛亮提出千古传为佳话的“隆中策”，为刘备铺开了兴复汉室的宏伟事业，但取得荆益之后，也难见诸葛亮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隆中策的思想。所以王夫之说：“汉、魏、吴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盖天下称兵者已尽，而三国相争之气已衰……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动摇，而退息岩阻。孙权则望曹、刘之胜败，既知其情之各自帝……则何弗拥江东以自帝邪？”接着又说：“割据自保，即险以争，其势自危，皆败道也。”（25）正是因为这种割据自保的政治意识，致使吴、蜀称帝之后，各顾各的，不能同心协力，拼力奋战，还在同盟内部为争夺荆州这块地盘，先后发生了襄樊之役、夷陵大战，结果两败俱伤，促使三国斗争形势转而有利于北方曹魏。南方政治上割据意识的严重影响不是很清楚吗？
    其二，江南人才年轻勇为，才识纵横，但稳健慎重不足，果躁冒进有余，这是割据自保的政治意识在思想和作风方面的反映。王夫之对南北人才作了如下的比较：“及其分荆据益，曹氏之势已盛……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轻、蜀之士躁，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26）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也说三国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江南人才的果躁冒进使得他们的聪明智慧得不到最大限度发挥。回看吴蜀襄樊之役、夷陵大战，意气重于政治，果躁冒进压倒沉着稳健，不知损失了多少文臣武将，而一蹶不振。曹营则不同，“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苟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故以曹丕之鄙，睿之汰，抗仲谋、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27）曹操不轻举妄动，司马懿在诸葛亮五出祁山，百般挑战，而讥之为：“畏蜀如虎”。又据《明帝纪》引《魏氏春秋》载：“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仍依险不与交锋，待诸葛亮粮尽退军时“背水为垒”，堵击蜀军，从而取得胜利。兵家云：“两军相争，勇者胜；两勇相争，智者胜”。审时度势，多谋善断，智勇兼及，才能百战百胜，这在三国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不是反映得极其明显吗？
    其三，江南人才在组织方面的弱点是带有浓厚的宗族、宗派的色彩。孙氏立国江东，其先得之南北士族的拥护和支持。赤壁战争后，北方士族有的老化，有的衰落，控制江东政局的主要是三吴、会稽的顾、张、朱、陆等大姓望族。孙氏需要江东大姓望族的支持，而大姓望族也希望江东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和他们的地主武装结合，共同维持江东的局面。这些大姓望族在中央“为王侯将相”，在地方“群吏常以千计”。《三国志·吴志》所传72人，三吴、会稽为30人，占41%，并且“官居要职”。陆逊、顾雍、全综、朱桓等家族掌握了江东军政大权，并先后出任过宰相和大将军。他们在取得政治权位的进程中，其宗族姻亲又不断兼并土地。陆逊初出时，就建议孙权把深山村社中的山越民众变成国家屯田上隶属佃农。他们采用军事征剿和政治安抚的手段，扩大了江东财政收入，也从中取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佃客。《三国志·诸葛瑾传》载：“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所掠山越生口整编而成），新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可见其部伍规模之大，兼并土地、人口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