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1958年9月下旬， 毛泽东在视察安徽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当他了解到这个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已经实行吃饭不要钱以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9月29日，《安徽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几天后， 《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报道。与此同时，刘少奇在视察河南、江苏时，也多次讲到供给制问题，说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受此鼓舞，人民公社的供给制更是如火如荼地推广开来。“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也就喊得更响，各种媒体对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大唱赞歌。还有人为此撰文说：“对（吃饭不要钱）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的大事，决不能等闲看待。必须在群众热烈拥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大张旗鼓的宣传，以‘吃饭不要钱’作为当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使之成为推动冬季生产和农村一切工作的纲。”[4]
    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后，由于公社的家底穷，大多数公社发了一二个月的工资后，工资制基本上变成了有名无实，等于只剩下了供给制。在实行供给制的开头一段时间，搞吃饭不要钱，而且还提出“敞开肚皮吃饭”，由于粮食本来就不多，所谓粮食大丰收，完全是放“卫星”造成的虚报浮夸数字。结果“敞开肚皮吃饭”吃了二三个月后，家底吃空，部分地方出现粮荒，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并对一些具体的“左”的作法有所纠正，同时，各地开展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但是，对“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和供给制的载体公共食堂，却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萌芽，依旧得到肯定。在1958年11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地让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还亲自写了几段按语，其中说：“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5]在这次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 对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给予了高度赞扬，说它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是目前广大社员群众迫切要求。”“这种分配制度，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虽然《决议》中也说：“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当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各占多少，要看各个公社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来决定。”[6]但实际上， 此时吃饭问题已是当时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供给制在这种分配制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对人民公社中供给制和工资制的比例问题作过多次指示。1959年2月， 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报告》中提议，1959年的分配规划中，“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一半”。[2]（P,527）1960年5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中，建议各地推广黑龙江个别人民公社1／3作为供给部分，1／3作为工资预分，1／3作为年终结算时作为工资决分的作法，要求供给部分一般不应少于30%，也不要多于40%。同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对工资部分的比例再次作了提高，要求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工资部分应占70%。1961年3 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对工资部分又有所放宽，规定“在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当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2]（P,635）尽管在这些规定中，供给部分不断缩小，工资部分不断扩大，但在工资无钱可发的情况下，供给制与工资制的比例大小并不重要，即使工资部分的比例再大，也无多大的实际意义。1961年上半年，在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对人民公社的问题，尤其是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开展了广泛调查，对供给制的弊端也有了明确和深刻的认识。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也无力再坚持下去，这两样东西引起了广大群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改变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不但是广大农民的共同的心声，也逐渐取得了党的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的共识。1961年6 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将原草案中的关于供给制的条款删除了，规定严格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对供给制裁体的公共食堂也明确规定办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随后，基本核算单位也下放到了生产队。至此，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终于被否定，全国几百万个公共食堂也相继解散。在此之后，虽然人民公社在分配上仍存在平均主义，但主体上实行的是按劳动日记分的按劳分配制度，这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