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成立后看好供给制，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政治意义。这种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实行粮食供给制，办公共食堂，粮食直接分配给食堂，社员到食堂就餐，社员个人没有必要做饭，更没有粮食可卖，这样，“彻底消灭了粮食投机，堵塞了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使农民树立起‘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思想。”[11]第二，青年和妇女不必再依靠家长吃饭，再加上实行工资制，将工资直接发给个人而不是家长，使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这就彻底地破坏了家长制，也使妇女摆脱了附庸地位，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家庭被认为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实行供给制，吃饭在食堂，就使这个私有制堡垒不攻自破。毛泽东就说过：“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个人，而不是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1]第三，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前者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后者则能体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实行这种制度“可以更有利于促进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为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12]总之，当时人们认为，供给制的分配方式，为人们共产主义觉悟的养成，为实现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转变，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因此，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必须坚持下去。
    既然成立人民公社的初衷就是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上，实行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似乎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三
    人民公社实行四年供给制的结果，不但未使“共产主义因素”进一步扩大，未使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未实现亿万农民的共同富裕，相反，它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剧了农村经济的困难，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供给制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实行粮食供给制与大办公共食堂是同步进行的， 在人民公社普遍实行各式各样的供给制的同时， 全国至1958年底办起了360多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农民在食堂吃饭。 因为在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但不要钱，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敞开肚皮吃饭，当时，农民的觉悟并非一些人主观想象地那样高，在吃少了自己吃亏的心理驱使下，死吃活撑的现象也就发生了，公共食堂粮食浪费非常严重。实行粮食供给制后，许多公共食堂开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没有限制。公共食堂办起后，一些地方不管生活条件和供给能力如何，也不管社员觉悟怎样，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吃饭没有限量。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仿照张鲁建义舍的办法，在大道上五里建一茶亭，十里建一饭铺，吃喝都不要钱，客人不吃还硬拉住人家吃，说什么反正不要钱。这样，各地敞开肚皮吃了二三个月才发现已是寅吃卯粮。1958年虽然丰收，但不是所宣传的那样增产一倍到数倍，实际上不过是略为增产而已。而且，由于全民大办钢铁，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回来，使1958年丰产不丰收，加之国家按照虚报产量征收了过头粮。结果， 1958 年大多数人民公社粮食拥有量比1957年还少，造成1959年粮食的紧张，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农业连年歉收。尽管如此，仍坚持实行粮食供给制，禁止农民种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致使全国出现大面积的饥荒。供给制更是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助长了平均主义。尽管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但是，公社收入有限，开支却浩大，而且实行高积累，使真正用在工资上的收入并不多，多数公社是发了一二个月的工资后便无力再发，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几乎得不到什么工资。所以，这种分配制度中，工资制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真正起作用的是供给制，尤其是粮食的供给。供给制是典型的平均主义，结果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有的公社第一次发工资后，出勤率降低了五六成，一些社员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一些劳动态度本来就差的就更差，劳动态度原来好的人也大受影响。即使出勤，也是出工不出力，能担一百斤的，只担五十斤，能一个人挑的，要两个人抬。群众形象地称这种分配制度是“干不干，三顿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于是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其原因就在于供给制和工资制比例的不合理，供给部分比例太高而工资部分太低。原来认为实行供给制可以提高农民的集体主义觉悟，发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并且能改造农村的懒汉。实践证明，这一切都落了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多劳者并不多得，其积极性从何而来，更不要说提高共产主义觉悟这种空泛的大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