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所谓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起，直到1961年6月后才废除，前后实行了四年的时间。这一过程中， 这种分配制度的弊端在实施不久即开始暴露，但它与公共食堂一起，竟然艰难地维持了四年之久，原因何在？
    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无疑会带来分配方式的变化。由原来的少者十几户、几十户，多者几百户为单位的农业合作社，到少则上千户，大则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的人民公社。这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新形式，以“共产主义协作”为特征的劳动力大规模集中使用和调动，必然使原有的合作社分配方式不能与之适应，客观上要求产生一种新的分配方式（尽管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当时人们认为，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虽然在所有制上还具有集体性质，但它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创造了条件，人民公社也就成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人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不论是党的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知道共产主义是一个无比美妙、无限幸福的社会。既然如此，希望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民公社的成立，似乎使人们感到已找到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有效途径。本来，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虽然美妙，但还是非常陌生。现在，人们感到共产主义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当然也就不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甚至认为自己都有可能目睹共产主义的来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时候，不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还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过粗线条的描述，其中之一便是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它虽然与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分配制度，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境界。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那么，人们在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上也就自然想到改变农业合作社原有的按劳分配方式，而逐渐过渡到按需分配的问题。于是供给制的分配方式也就被创造出来了。在过去战争年代，长期实行的就是供给制和事实上的军事共产主义，人们对供给制不但不陌生，而且对不少人来说还有相当的怀念和留恋。
    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刮起的浮夸风，使不少人产生了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错觉，其主要理由是：其一，农业生产的全面而不断“跃进”，1958年的粮食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农产品产量一倍、几倍、十几倍致几十倍的增长”，“粮食生产有了高速度的发展”。[7]粮食的所谓“大丰收”，使人们产生了中国从此解决了粮食问题的错觉。其二，1957年底开始的以兴修水利为基本特征的农田基本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中国农村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未由此而根本改变，尽管如此，一些人不切实际地以为农村抗灾能力大为增强，从而保证了粮食的逐年增加。同时，人们还主观地认为，人民公社实行多种经营，兴办社办企业，使公社的收入也越来越增加，不但能使一向不稳定的农业生产能够稳定发展，而且能“飞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一向困扰农村收入忽高忽低的因素消除了，为供给制创造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其三，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广大社员通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通过共产主义大协作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政治觉悟越来越高，集体主义思想大大增强，生产热情不断高涨，大部分农民已能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实行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汉，反而能改造农村的二流子，使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增。如此等等，为实现新的分配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于这些理由，今天看起来可能感到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为推行供给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共苏州地委农村工作部在总结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的经验时，列举了可以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四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讲到有粮。怎么个有粮？答案在于：“今年是大跃进的一年，粮食增产是肯定的，如果今年全社水稻达到估产数每亩三千五百斤，就比去年增加几倍。”“按全社每人每年食用六百五十斤计算，可供全社社员吃几年。”[8] 供给制建立在这样的牛皮大话之上，岂有在实行中不出问题之理？
    不可否认，实行供给制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一直为吃饭问题所累，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敞开肚皮吃饭，这是多少农民梦寐以求的事啊。现在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不再为吃饭问题而发愁，农民怎能不拥护？不但如此，当时还片面地认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从此可以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安心全力搞生产。对于那些条件好，人少劳多的农民，如果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有抵触情绪，就用所谓大辩论的方式去说服他们。大辩论中，一条重要的理由便是实行供给后可以家家户户过好日子，“不能光看眼前，只计较个人得失，现在劳动力多的过几年也许变成劳动力少的，现在劳动力少的，过几年也许变成劳动力多的；即使劳动力多的，也难免没有病痛，光是按劳取酬，也不能保证富裕生活，实行供给制就可以使人人永远过着好日子。”[9] 这实际上是用平均主义的互不吃亏论去说服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