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兄弟关系：从相安无事到手足相残
    隋文帝最初封诸子为王时，诸子年幼，羽翼未丰，尚能相安无事。隋文帝分派大臣辅佐他们，太子诸王都形成了自己的集团。他们各有分工，太子留京，诸王分镇，矛盾尚未激化，兄弟之间也能互相配合，如秦王杨俊和晋王杨广在平陈战争中就配合默契。在平陈之前，诸王虽各有势力，但根据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杨勇的太子地位是早就确定了的。再者，统一以前，杨坚也注意吸取前代统治者因嫡庶之争而衰亡的教训，对诸王争宠跋扈加以防范，如对怀有勃勃野心的蜀王杨秀就进行了有效的抑制。是以统一以前，杨勇虽懦弱，其太子地位却十分巩固。诸王虽有夺嫡之心，却无夺嫡之机。杨坚因此夸口：“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40）]但事与愿违，统一之后，五位真兄弟之间围绕着太子地位的斗争愈演愈烈，上演了一幕幕手足相残的悲剧。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晋王杨广。他多次率军抵御突厥，又挥师平陈，又能“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41）]。最后，终于在独孤氏的支持和杨素等人的帮助下夺得太子位。文帝废太子杨勇“开逆乱之源，长觊觎之望。”[（42）]太子废立打破了兄弟之间原有的平衡，杨广以非嫡长子的身份成为太子，引起了两个手握重兵的弟弟杨秀和杨谅的不满，“秀意甚不平”，杨谅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43）]。（此前秦王杨俊已病死。）杨广为了消灭自己潜在的皇位竞争对手杨秀，“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仁寿二年（602年），杨秀被废为庶人，“不得与妻子相见”[（44）]，一直被“禁锢”到炀帝时，终于为宇文化及所杀。杨谅听说蜀王杨秀被废后，“愈不自安”[（45）]。杨坚死后，杨广矫诏赐废太子杨勇自尽，杀死杨勇诸于和高颎、贺若弼等人，将太子集团消灭殆尽。还矫诏征还杨谅。早有准备的杨谅发动反对其兄的战争，“从谅反者凡十九州”[（46）]。炀帝派杨素等名将率数十万大军镇压了杨谅，杨谅败降，“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47）]。参加角逐皇位的四兄弟中，只有晋王杨广如愿以偿。
    （四）杨坚家庭关系变化的原因
    杨坚家庭中帝后关系、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杨坚家庭的崩溃实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般说来，中国封建大家庭的弊端“在支蔓过甚，夫妇之关系，兄弟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叔侄之关系……家庭愈大，则此种之关系愈多，而纠葛之发生也愈频繁……于是为家主者不能不取断然与高压之处置，而家庭生活乃岌岌不可终日矣。”[（48）]杨坚大家庭内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运转十分复杂，为其崩溃埋下了伏笔。然而，这种分析只是一般规律性的看法，杨坚家庭的崩溃还有其特殊原因。
    首先是统治的稳固和统一的完成，原来杨坚家庭成员共同追求的这些目标，制约着杨坚家庭的内部冲突，成为杨坚家庭保持和谐的外在力量。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帝后、父子、兄弟各自的追求逐渐取代了这个共同目标。从而使家庭内部的离心力，大大超过保持家庭和谐的外在力。全国稳定后，杨坚夫妇奢侈享乐，杨坚父子各自纵情声色，杨勇、杨广等兄弟角逐皇太子位等诸多问题都暴露出来。这样，在国家统一后，这个特殊家庭由于成员各自追求目标的分散而走向瓦解。
    其次是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影响了这个家庭的稳定。当时，我国南北的伦理和风俗习惯有很大差异。“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49）]“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河北鄙子侧出，不预人流。”[（50）]“江东妇女，略无交游……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51）]当时，杨广、杨俊等人长期在南方活动，特别是晋王杨广，担任杨州总管，南方的风俗文化对他影响很大。萧妃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女，她“有知识，好学解属文。”[（52）]杨广十分宠爱，杨广还好“吴言”，招引南方士人诸葛颍、虞世南等百余人充当学士，为自己出谋划策。汉王杨谅部下也有许多来自南方的将帅。如萧摩诃原是陈朝大将，王頍是梁朝将领王僧辩之子，“皆为谅所亲善。”[（53）]南方来的明克让“少好儒雅”[（54）]，梁灭后入长安，先仕北周，后归隋，也为杨勇所信任。而他们的父亲杨坚在统一前已大量吸收南方士人，统一后更是大量任用南方士人做官。如许善心在仁寿二年（602年）参与议定礼乐；会稽余姚人虞世基仕陈时官至散骑常侍，隋文帝时官至内史舍人。南方士人官僚在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信仰，对隋文帝父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必须对他们父子的家庭观念也有影响。对杨坚父子的这些变化，长期居留北方并深受北方文化影响的独孤后是适应不了的。文化观念的不同，成为杨坚家庭关系不协调的潜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