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杨坚家庭教育功能、感情交往功能及其家庭功能的不正常发挥，也是促使家庭离散的因素。父母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思想品德等都对子女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杨坚本无功德，“性多忌克”[（55）]，以诈取天下，“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56）]其“所好者争夺，所恶者驯谨也。”[（57）]处于这样一种氛围中的子女们耳濡目染，自然养成了奸诈、残酷的气质。王夫之就说：“太子勇之饰玩物，耽声色，逆广之离宫别馆，涂金堆碧……一皆文帝心计之所聚，而以丰盈自侈者也。”[（58）]其子女奢侈不法等劣行实际上是隋文帝劣行的扩大。杨坚对其子女影响之大，可以想见。家庭成员有如此诸多缺点和恶劣品质，彼此矛盾积累激化，必将导致家庭离散。而且，在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家庭中，维系家庭和谐运转的感情交往职能也无法发挥，这加快了家庭的瓦解。
    （五）杨坚家庭关系变化对隋统治的影响
    如果杨坚家庭只是一个普通的富贵之家，那么他的家庭内部冲突只是祸及自家。然而，杨坚家庭却贵为天子之门，是统治阶级的核心，其治家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
    杨坚家庭内部冲突削弱了统治力量。家庭成员们各自结援朝臣，进行斗争，这样就将家庭内部的斗争扩展到朝臣中去，加剧了朝臣们的勾心斗角，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影响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而且，随着斗争结果的分晓，对整个失败者集团的处置又是十分残酷，甚至还株连到大批无辜，统治基础日益削弱，统治集团日益孤立。更重要的是，家庭斗争中的胜利者疑忌心理日益加重，发展到对本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也不能信用，这也使得统治者的基础越来越薄弱。如杨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功”，“然特为帝所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59）]“夺宗之计，多（张）衡所建也，”[（60）]但即便如此，对于炀帝的劣行，“（张）衡当途而不能匡救。”[（61）]即使是这些胜利者集团中的骨干也不能对政事有什么积极作为。最高统治者十分孤立，几成独夫，统治力量更加削弱。
    帝王家庭频繁的内部冲突，使一部分官僚的心态也发生了消极的变化。宗室诸王，生活在惴惴不安的情绪中。蔡王杨智积，为了避祸，“门无私谒”，只让儿子们读《论语》、《孝经》，“不令交通宾客”，其意“恐诸子有才能，以致祸也。”“随炀帝到江都后，他自己有病也不诊治，临终时对亲人说：“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62）]处于这种如履薄冰的心态下的诸王与官员，是不可能有作为的。有些人怕被卷入纷争，主动退出政坛。如房彦谦“如王纲不振，遂去官隐居不仕。”[（63）]诸王与士人的心态转向消极，说明隋王朝已不足以维系人心。
    隋文帝家庭内部的冲突及其余波也给一些野心勃勃的大臣将领以可趁之机。在杨坚家庭冲突及其余波中，他们“因利乘便，先图干纪”，[（64）]加速了这个家庭的瓦解。如宇文化及在江都之变中操纵军队，杀掉炀帝及杨氏诸王，另立秦王杨俊子杨浩为帝，后又杀浩自立。李渊在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把不同支系的杨氏子孙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宇文化及大杀杨氏诸王子弟，清代史家赵翼评论说：“炀帝之死，又巧借一姓宇文者之手以毙之，此岂非天道好还之显然可据者哉。”[（65）]认为这种现象是家庭复仇，因果报应。其实，这是“特殊的宫廷政治发展，给宇文氏兄弟所处的社会集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养成了他们在机会成熟之际，仿效往日角色，重演历史旧剧的思想。”[（66）]宇文氏家族的所作所为，真是仿效杨坚家族的所作所为。
    据统计，直接间接死于杨氏家庭之变的成员有15人，被流放的5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江都之变的超过12人，幸免于家庭之变的仅3人，这还包括了蔡王杨智积和当时尚未出生的杨政道。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杨氏家族成员都卷进了家庭冲突。家庭冲突几乎使宗室灭绝。身历陈、隋和唐三代的陈叔达说：“隋室父子相残，以取乱亡。”[（67）]是很确当的。
    杨坚家庭内部冲突及其后果加速了隋亡的进程。唐代大政治家、《隋书》的修撰人魏征认为：隋的灭亡，“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72）]实为千古不易之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