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妥协：各州唯一的选择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革命时期，由于“无人考虑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致使废奴事业“功败垂成”。如果“在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全面解放奴隶，其意义不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武器，它会以辉煌的胜利告终，达到革命的顶点，罪责很容易推到英国人身上，全国也会有一种自豪感”〔33〕。“开国元勋因其有所讥讽，错过了机会，使美国的废奴进程步履蹒跚”〔34〕。客观地讲，运用暴力手段解放黑奴，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基础和条件并不存在。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论证。
    第一，解放黑奴是一项庞杂的政治和社会任务。它需要有一个臻善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军队，需要在运用暴力打破黑奴制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确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帮助黑人安居乐业并向自由公民的生活方式过渡。但是，由于废除黑奴制与立国事业是同步进行的，具备这种能力的中央政府并不存在。不仅年轻的共和国四面楚歌，欧洲列强虎视眈眈，而且邦联政府软弱无力，“简直形同乞丐”〔35〕。各州之间矛盾重重，国家债台高筑，民心不定，所以，当务之急不是解放黑奴，而是安邦定国，巩固革命成果。
    第二，在殖民地时代，各殖民地只与英国发生联系，彼此间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它们在地域、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利益的差异使彼此间戒心重重，猜忌横生，由此滋生的地方主义使他们在殖民地时代的历次战争中，彼此冷漠相视，作壁上观。在独立战争时期，“类似的短浅目光再度出现……又一次导致了近乎于灾难性的后果”〔36〕。战后初期，地方主义的泛滥严重地阻碍了共和国的立国进程。对此，华盛顿曾忧心忡忡地说：“13个主权国家彼此争斗，又一致瓦解邦联政府，这肯定会毁灭我们的国家”〔37〕。到1787年，虽然各州都认识到了地方主义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性，同意授予邦联政府更大的权力。对此，当今美国学者伦纳德·莱维却夸大了这种共识的作用，认为“制宪会议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共识，而不是妥协”〔38〕。实际上，妥协与共识并不矛盾，共识是制宪会议召开的前提，而妥协则是共识的发展和延续。没有妥协，制宪会议的破裂就不可避免，因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大州与小州、南方与北方及联邦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之间的诸多矛盾曾几度使制宪会议濒于破裂。正是“妥协抵销了帮派偏见，助长了政治家的和解精神，成为抑制地方主义和党派主义的解毒药”〔3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方主义的彻底消失，它在各州依然甚嚣尘上。1792年联邦党人弗希尔说：“州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对其它州态度冷漠，往往还带着仇视、恐惧和厌恶。”〔40〕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地方主义不仅演化为全国性的孤立主义并在华盛顿的卸任演说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此后很长时期内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把自由州团结在废奴大旗之下，而且，北方各州之间及南北部之间在制宪会议期间围绕黑奴问题上的分歧所产生的紧张气氛，使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等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缄默不语，他们深知废除黑奴制对国家统一的大业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用汉密尔顿的话说，北方代表在综合了“各方不同的观点”后认为，“不承认黑奴制，联邦制度就不会形成”〔41〕。
    第三，退一步讲，即使北方州能团结一致，与南方兵戎相见，它们不仅会付出惨重代价，而且会葬送革命成果和立国事业。首先，独立战争已使南北双方损失惨重，北方现有的实力并不具备打败南方的条件。在地域上，双方各占国土的一半；在人口上，1790年北部为202万， 南部为190万；在财富上，1774年北部为4905万英镑，南部为6052 万英镑，扣除将奴隶折合的财富外，北方为4792万英镑，南部为4019万英镑，北方的优势并不明显。其次，一旦战争爆发，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势必会寻求欧洲国家的支持。这不仅会火上浇油，而且很可能在无休止的混乱中使双方重新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最后，北方认识到，南部的黑奴制已根深蒂固，废奴理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北方工商业也尚未发展到非废除奴隶制不能充分发展的程度。因此，对于刚刚脱胎的共和制度来说，承认黑奴制利大于弊。以此为代价，既能避免因暴力废奴而引发的战争，又能换得国家的统一和共和制度的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北之间达成妥协，承认奴隶制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关于这一点，一直关心国家统一大业的华盛顿讲得很清楚。他说，美国面临的客观形势是，要么承认黑奴制，完成立国大业，“要么回到绝对无政府状态并承受其恶果，没有希望加以改变，也不存在中间的过渡形式”〔42〕。
    奴隶主维护黑奴制，除了他们强调自身的自由和幸福权利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首先，在革命前，黑奴制度已枝繁叶茂，根深蒂固，不仅成为奴隶主操纵南部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也使小农和其他白人因“大量使用黑人劳动”而能够享有比当时欧洲更多的民主权利〔43〕，形成了一个以种族等级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中，奴役黑人既是白人不同阶层间消除矛盾、联结种族感情的纽带，也是他们维护已有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恰恰是因为这种秩序受到了英国的威胁，奴隶主才“成为美国革命时期具有大胆独立精神的先行者”〔44〕。他们曾以血的代价赢得了民族独立，又怎能使自己成为革命的对象？佐治亚州的奴隶主问道：“为何要废除黑奴制，伤害那些冒着丧失生命和财产危险而换得社会的自由和安全的人们呢？”〔45〕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维护黑奴制的基础上，推进民主改革，巩固和发展已有的社会机制。而废奴者解放黑人的要求则会彻底打乱他们的计划，使南部社会产生他们不愿看到的革命性变化。所以，他们危言耸听地指出，普遍解放黑奴会给“自由公民造成贫困，痛苦和毁灭，使黑奴父母与儿童遭受遗弃，饥饿和死亡；所有强奸，凶杀和愤怒酿成的恐惧会无休止地蔓延，造就一大批肆无忌惮的、一无所有的、满腔仇恨的、无情无义的歹徒”〔46〕。这一点也是许多开国元勋不愿看到和最为担心的。因为此时他们已看到，北方的自由黑人因种种歧视和排斥而陷入日益恶化的困境，生计无着之际，一些黑人被迫沦为白人所憎恶的“扒手、卑微的窃贼和非法侵占财产的恶棍”〔47〕。这些例证都成了奴隶主借以维护黑奴制的口实。
    其次，奴隶主坚持把黑人纳入国会席位分配原则中，主要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是，在战后初期，国会试图向各州课税，以偿还战时债务。由于大陆会议发行的债券基本落入北方人之手，南部人持有的总额不过16%〔48〕，而且在最后三年中，战争是在南部进行的，因当时的大陆会议财政拮据，其费用也是南部州通过发行债券自行筹措的。按照国会的设想，北方人的债务由邦联政府兑付，南部州向国会缴纳税款后则由自己偿还战时所欠债务。例证之二，南部州一再要求邦联政府保护其在密西西比河地区的安全和贸易权益的提案屡遭北方否决后，北方却坚持国会颁布有利于自己的航海贸易法，缺乏船运公司的南部担心这会确立北方人在贸易运输上的垄断权，进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使南部相信，如果将黑人纳入国会席位分配原则中，南部的席位就会增加到50%左右〔49〕。当然，南部不仅仅着眼于眼前，还希望在此基础上，通过黑奴制向西扩展使更多的蓄奴州加入邦联。这不仅会保持永久的均势，而且很可能会使“美国的人口和权力重心向南部和西南部倾斜”〔50〕。早在1783年11月杰斐逊在给弗吉尼亚州长本杰明·哈里森的信中就明确提出了成立新州时必须坚持均等的原则。他说：“如果大湖区成立一个新州会增加北部的砝码，那么在俄亥俄河流域成立新州也会增加南部的砝码。”〔51〕依据这一原则，南部州在宪法生效后，加快了奴隶制向西部扩展的步伐，并在成立新州的问题上与北部展开了竞赛〔52〕，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争夺最终一步一步地把美国拖入了内战的深渊。
    四、奴隶主的困境
    美国学者托马斯·索威尔等人对废奴事业持乐观态度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杰斐逊、华盛顿和麦迪逊等许多奴隶主都“公开主张废除黑奴制，南方的许多人士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53〕。实质上，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面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奴隶制。作为革命者，他们的废奴观与民主思想是一致的；作为奴隶主，维护黑奴制又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行不悖。因为奴隶的劳动为奴隶主创造了安逸的生活条件。因此，当英国处心积虑地奴役殖民地时，他们果敢地举起了“主权在民”的大旗，决心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但是，奴隶主又不能不感到，他们习于豪华的生活方式及政治经济生活中唯我独尊的权力都建立在奴役黑人的基础之上。废除奴隶制必然会瓦解他们的根基，成为无本之木。所以，他们在高唱自由平等的同时，又一步一步地堵死了解放黑人的有效途径。华盛顿主张解放奴隶，但在制宪会议上却安之若素，始终以调和者的角色劝说各方让步，维护现状〔54〕；梅森反对黑奴贸易，但在黑人3／5比例条款上却褎如充耳，坐观成败。他们在关键时刻默许或维护黑奴制固然与他们维护立国大业有关，但他们不会忘记，革命前英国的盘剥及奴隶主自身奢侈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赊账贸易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在所欠英国的400多万英镑的债务中， 一半以上在弗吉尼亚州，华盛顿、麦迪逊和梅森等人都是债务人〔55〕。他们不仅维护黑奴制，而且还多次参与黑奴贸易，以期摆脱困境。他们中间，唯有华盛顿和麦迪逊去世时才释放了自己的奴隶，而杰斐逊终生只释放了7人，余者都传给了后代〔56〕。
    杰斐逊作为大奴隶主，民主思想最浓，废奴言行最多，矛盾性也最突出。我国学者刘祚昌教授曾深中肯綮地指出，“杰斐逊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各种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但是在具体分析上，却有一些与此相悖的观点。刘先生在将杰斐逊同其他奴隶主进行比较时认为，“他们大多数人陷入了既要维持对黑人的奴役，又要从英国奴役下解放自己的左右为难的窘境”。“惟有杰斐逊不存在这个问题”。又说，只要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到他的反对奴隶制的立场的坚决性、表里一致性及实践性”。“他本人身为奴隶主，但是他能突破本阶级的切身利害关系，勇敢地站到奴隶解放的立场上来。”〔57〕笔者以为，在本质上，奴役黑奴与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解放黑奴是他终生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并在言行上也确有超人之处。但是，杰斐逊身上固有的矛盾性使他在努力解放黑人的同时，又以种种方式维护黑奴制。归纳起来，这些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