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7年10月，时值反右派斗争的高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几次说，我们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限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上的，不涉及政治，"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注：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这番话，点到了那段历史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要弄清楚当年的"双百"是如何突破界限，发展到了政治方面，史家在考证时颇感不易。这是因为：客观上说，不仅创作和学术自由，必然要伴随相应的政治条件；而且文艺和学术自身也不可能与政治绝对划清界限。"划限"的困难，在陆定一那篇阐述"双百"的著名讲话中就表现了出来。作为中宣部长，陆对宣传党的"双百"方针不遗余力，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讲这一连串的"自由"的同时，他还必须说明党的阶级斗争路线和所发动的政治运动完全正确："我们又要看到，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有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这个批判，是完全应该做的。对其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也是应该做的……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关于艺术和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陆定一说："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的表现形式，文艺和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可以比较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无关，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反之，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简单化的错误。"（注：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他力图说明艺术和学术与政治问题还是有所区别，进而为他提倡的那些"自由"划出一个界限，但人们从他的话中得到的印象是，"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属于政治的范畴。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毛泽东那里。
    平心而论，"双百"虽是党对文化科学领域提出的方针，但它却是一个政治性的方针，其形成于1956年4 月间中共高层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讨论，而毛泽东报告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苏共二十大揭出的斯大林问题和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检讨。毛泽东在这个报告的开头即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鉴于斯大林搞个人独裁的错误，加之本国的经验，毛泽东总结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论十大关系》虽未提及"双百"方针，但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后来与"双百"并列，被称之为"两万"（即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亦万岁）的方针，毛泽东的"双百"思想其实已经表达了出来。这是一个区别于专制、僵化的苏联模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完整的治国方略。"双百"在其中虽是专门对文化科学领域而言的，但明显是治国政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实行"双百"，也自然要有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同年9月， 毛泽东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27页。）。次年春，毛泽东到外地宣讲"双百"方针， 他一再提及苏联的教训，说斯大林在开头，在列宁死了以后的一个时期，苏联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批评，百花齐放，那是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都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种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表示，希望把我们的国家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相信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多、快地繁荣发展起来。（注：参见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允许人们说各种话， 甚至可以批评政府，这种意义上的"双百"，显然已不止限于艺术和学术领域。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明白地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史实证明，毛泽东"双百"思想的形成，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次思想解放的产物，它含有中共领导人集体的智慧。此外，还有些因素对毛泽东产生影响，促使他的这一思想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