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到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接近于完成，阶级斗争在理论上说已基本结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来。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意外顺利，不仅时间比原来大为缩短，而且没有造成社会动荡。资本家们"敲锣打鼓、服服帖帖"地接受改造；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这使毛泽东一度对国内政局估计得十分乐观，相比苏联当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左"的做法及其不良后果，他确信具有中国特色的曾被人怀疑是"右"的做法（即把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慢慢化掉"）更为高明，从中自信心大增。他认为苏联的革命准备没有我们这样长，他们的革命是推翻封建主义的压迫。我们还有民族压迫。帝国主义一百多年长期统治我们，知识分子就恨死帝国主义。再一层，我们没有对资产阶级一律没收，经济没有他们那么大的破坏。鉴于斯大林混淆两种矛盾的教训，除经济政策外，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也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强调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以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其解决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注：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页。）在人民内部，"压制自由， 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注：毛泽东：《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其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7年， 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表现了出来，在日常生活特别是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官僚主义造成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紧张。1956年下半年，国内群众闹事事件急剧增加。中共是靠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打得天下的，脱离群众就会失去政权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早在进城前就感到担忧的。他曾表示要探索出一条跳出中国旧政权兴衰周期律的"民主新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民主问题的独到理解。在搞了一辈子革命运动的毛泽东看来，民主亦即是一种政治运动。他借用当时有所谓"大民主""小民主"的说法，认为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是对付敌对阶级的；解决人民内部的缺点，不用大民主，而用小民主，即整风运动。前者是暴风骤雨；后者则应和风细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毛病吹掉。如果不能实行小民主，就可能逼出一个大民主。"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是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注：参见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结束语，1957年2月27日、3月1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明白为使执政党少犯错误，必须要有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囿于认识上的限制，他的关于"民主新路"的思考，却没有朝着民主与法制相统一的方向发展下去。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那一套必须坚决摈弃，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呢？毛泽东其时还考虑得不够，他甚至觉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注：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 搞不起来。随着中共中央不断得到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严重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准备开展一场针对执政党的"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恰在此时，《人民日报》于1957年1月7日发表陈其通等4 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双百"方针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认为该文是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他还估计在党内"太守"（专员）以上的高级干部中多数人不赞成"双百"方针。他的犟脾气上来了。有段时间，他一讲话必要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放一下就大惊小怪，是不相信人民的表现。也恰在此时，青年作家王蒙的一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了争议。这篇发表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上的作品， 描写了北京某区党委会里，一个青年干部同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认为在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反官僚主义，环境不典型，甚至有影射攻击党的嫌疑。毛泽东知道后大不以为然。他夸奖王蒙的小说写得好，认为王蒙是很有希望的新生力量，说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注：参见王蒙《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与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用在学术上，划界限很难。《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泽东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注：转引自徐铸成《阳谋--1957》，《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于是乎， 实行"双百"方针便与整风运动重叠了起来。"鸣放"一词成了帮助执政党整风，发表批评意见的代名词。
    其三，1956年夏秋发生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中共领导层和毛泽东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仍有可能被阶级敌人所推翻的一种现实危险性，应了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问题"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那个"惧"字。这必然影响到他关于"双百"问题的思考。当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他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让敌人充分暴露，然后聚而歼之，这是毛泽东在战场上常用的一种战略战术。在帮助苏共中央处理匈牙利事件的过程中，他又在新形势下使用了一次，结果证明照样好用。（注：1956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协助苏共处理匈牙利事件，30日晚刘就苏军撤出与进攻两种办法，用电话请示毛泽东，毛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见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56年11月10日。）关于国内局势，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情况与波匈不同。我们肃反搞得彻底，又有成百万经验丰富的干部，加之党的领导完全正确、军队忠实可靠，因此，应该有信心，不要害怕造反，要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要悲观，不要怕大民主，但是必须很好地改正我们的错误，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否则，将是危险的。劝别人不要悲观，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自己对形势估计的乐观情绪在减少。联系到党内外、社会上的一些政治动向，他甚至生出一种危机感："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在随后于1957年1 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思想动向问题被当做第一个问题来研究。毛泽东举了一些由下面报告上来的颇为触目惊心的情况："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这些情况报告有的与事实有出入， 但在当时足以使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起来。他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扫过去，形势就显得很严重：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 月18日。）与阶级敌人作战，毛泽东从来是无所畏惧的战士，是胜利者。他表示，我们没有怕过帝国主义，没有怕过蒋介石，现在也不怕大民主。"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交待了对敌斗争的策略，说"要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虚晃一枪，回马便走者，欲杀回马枪也。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引蛇出洞"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