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双百"方针，在原来意使香花盛开的命题里面，便加入了有关毒草、有关斗争的内容。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毒草锄了可以肥田。 这同匈牙利事件可以使坏事变好事的道理一样。
    关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的说法也有变化。他指出，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中间状况的知识分子（注：参见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 第320～325页。）。这样，学术自由意义上的百家争鸣便被提到了两个阶级为争取知识分子而进行斗争的层面。这不仅使原来的命题完全政治化了，而且反映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作为诗人和学者，他赞成学术自由，懂得这是使文艺和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战士，他又必须这样来说明："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他的斗争目标是"兴无灭资"。其结果，"百家"必然变成了一家。当年宣布"双百"方针的主要发言人、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在30年后著文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句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和艺术部门只能是一言堂……也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注：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这是这位历史见证人"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而留下的由衷之言。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后来也就"双百"方针与阶级斗争问题在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
    其四，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对国内政局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意识到了阶级斗争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准备应付的办法，但他思想的侧重点仍集中在反官僚主义方面，认为中国如发生匈牙利式的事件，其主要危险是党内官僚主义使党群关系恶化，从而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要克服官僚主义，就要搞整风运动。因此在1957年二、三月间，毛泽东的讲话还是强调一个"放"字，希望通过"小民主"的"鸣放"，帮助党的干部改正缺点毛病，造成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发动群众，用运动的方式批评官僚主义，难免会出现某种过火和失控的现象，这又反过来使毛泽东对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日趋加重。到五、六月间，党内整风终于让位于部署反击"右派"。6月8日，毛泽东指示党内，用一段时间在社会上搞"大鸣大放"，"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然后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反击，打"一场大战"。（注：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
    在反击右派的形势下，毛泽东"双百"思想的重心转向政治斗争方面。政治斗争首先要求分清敌我，而"双百"本来就存在"划界限很难"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特别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他提出：百花齐放就是要有利于团结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还有一条--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这算是标准，符合的就是香花，不符合的就是王八蛋。（注：转引自施肇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这个补充作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加进了于6月19 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日后成了给右派分子定性的"法律"依据。"六条标准"在政治上都带有根本性，概括得不可谓不全面，然而作为给"毒草"或右派定性的依据，却失之笼统，给斗争中"无限上纲"的做法提供了余地。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另外，毛泽东关于用"大民主"对付官僚主义、对付敌对阶级的思想也在反右派运动中有了发展。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在另一个场合， 毛泽东还把用大鸣、大放的办法整风、反击右派的形式比喻为"放火"，并建议隔几年来一次（注：参见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可以看出，这些思想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一定的联系，而与党在文化科学领域的"双百"方针则相距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