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毛泽东"双百"思想及其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前已论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的一项创造。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消灭私有制，让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绝种"，是毛泽东的奋斗目标；然而作为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又懂得这必须一步一步走。要在阶级斗争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个个击破，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在革命战线内部和人民内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盖出于此种斗争艺术。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提醒党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并公开宣布了"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政策，明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建国初， 为了稳定政权，毛泽东认为"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是必要的，他曾指示"不要四面出击"，说："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注：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他又力排众议，批评党内"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思想，比原计划大大提前地发出了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号令。事先他告诫党内，在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的打击"时，"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可是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敲锣打鼓、服服帖帖"地接受消灭，这多少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估计到资本家们迫于无奈和心有不甘，毛泽东还是对和平改造的成功感到满意，事后他说，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象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匹，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注：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3日。）
    尽管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很顺利，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大战方息需要休整，且资本家敲锣打鼓之后，马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说不出口，不得人心，于我们不利。于是便有1956年那段风平浪静，提出"双百"方针的日子。当新的战役开始后，毛泽东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回顾说："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谈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承认，资产阶级右派站在人民中反对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当时他们服服帖帖，所以说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今天开展这个斗争，是因为他们要造反。至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毛泽东则早有认识：他们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大体上顺着我们，实际上是反对派，拥护是假的。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估计到他们随时有一部分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找到暴露他们的办法。到去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提出"两万"、"双百"的方针，加上匈牙利事件，他们开始翘尾巴了。（注：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7月17日。 ）总而言之，毛泽东的思路是顺畅的："双百"方针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内部亦有阶级矛盾存在。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条件是民族资产阶级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所以在人民内部发生阶级斗争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用"双百"方针使敌人暴露，进而加以聚歼，则是在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中获得的新经验，这也属于毛泽东所谓对对立统一学说的一种"解释和发展"。
    "双百"方针提出之时，被人誉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可见知识分子问题与"双百"方针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肯定这二者之间确有"密切的联系"，他指出"双百"方针，对于发展科学艺术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方针；对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更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双百"方针的逐渐政治化，毛泽东对后一层的所谓"特殊意义"强调得越来越多。我们还可以看到，"意义"之中又有二义，其一是团结使用知识分子；其二是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前文已经叙及，毛泽东在谈到需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稳定经济的时候，也谈到需要使用知识分子办报、办教育、搞科学，因为共产党几十年忙于阶级斗争，在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方面我们人很少，甚至没有。所以我们如果不用这些人做事，就没有人。要团结使用知识分子，就应该允许他们自由说话，说错了也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这是实行"双百"方针的一方面理由。"双百"方针的另一方面作用，在于它是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利器。对于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错误思想、社会上的错误议论，只有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分清究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而不能用我们习惯的那种拉出去砍了"正军法"的办法。
    以上思想又基于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与判断，即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向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一阶级分析，同他所坚持的阶级观点一样，是始终如一的，体现了他的原则性立场。1956年初，当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较为乐观的时候，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表示欢迎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注：参见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但他却没有表态肯定周恩来在会议主题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同年8月30日，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党内"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 年8月30日。）。党内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何况党外？于是八大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变，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也随之严厉，甚至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这样严重的问题（注：参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他批评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多次强调百花齐放，不仅要放香花，而且要锄毒草；百家争鸣，归根到底是两家争鸣的论点，并且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们说要分别一下，意思就是说，戴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一点，其实在世界观上是难以分家的。他还指出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仍是动摇的，他们也在为人民服务，但是跟人民不是一条心，也不是两条心，而是只有半条心在人民方面（注：参见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对于党内外动摇分子在1956年这个"多事之秋"的表现，毛泽东的愤慨溢于言表："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 ）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历来为毛泽东所重视。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歧，他认为可以表现为学术问题，但实质是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索性把这个问题说穿了："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样改造，那他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唯心论与要消灭共产党联系到了一起！至此，原来学术自由意义上的"双百"的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便是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武器，发动群众，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了。
    陆定一先生在他那篇"为存史实"的纪念文章中告诉世人："双百"方针本来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方针，不是政治斗争的方针。史家考证史实，知陆老所言不差。但"双百"方针在它提出之时，即是一个新的治国政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实际上，文化学术问题的确与政治问题"划界限很难"。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也是如此。加上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变化，"双百"方针结果却在1957年的夏季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方针。从毛泽东的思想上考察这一变化，可以看到其思想深处的固有矛盾，也可以看到其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的不同估计，但更有其始终如一的东西，那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既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特征，也是后人理解他、研究他的最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