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齐国兵学的突出成就，是以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的，主要表现在兵家传统与学术特色两个方面。太公望吕尚，作为齐国的开国之君，以其长期的军事实践为理论基础，成为齐国兵学的奠基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记：“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所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吕尚以其成功的军事谋略倾商兴周，于是使先秦兵学各流派中，齐国兵学初源最为久远。此后齐立国，“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候九伯，实得征之”，专有四面用兵的特权，“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齐人其有重视军事的传统，当肇始于此。
    东周时代，齐国曾作为最著名的军事强国雄居东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22年至前479年的244年间，由齐人掌握主动权的发生于齐国境外的军事活动，包括征伐、远戍、筑城、示威以及军事会盟等等，共计173事。齐国军队曾经进攻的国家，有鲁、宋、卫、燕、厉、郑、楚、秦、晋、莒、吴、儿、徐、鄣、陈、英氏、北戎、蔡、戚、盟、向、遂、山戎、郯、莱、郈、纪、项、许等30余国。
    齐桓公任用管仲推行新政，取得了经济、政治方面的成功，同时使齐国的军事面貌为之一新。通过“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改革，使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百姓同亲同仇，患难以共，“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疆”。管仲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这种在当时比较适应实战需要的关于军事组织的思想与实践，也成为齐国兵学发展的基础。管仲还在齐国较早实行了以兵器赎罪的政策，即所谓“轻过则移诸甲兵”。按规定，“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金，试诸壤土。”于是解决了“齐国寡兵甲”之患，一时“甲兵大足”。罚令罪人缴纳武器或制作武器用的金属，这一制度大约创始于齐[5]，后来又为西方新兴的军事强国秦国所承袭[6]。管仲设计的有关制度，使齐国军事实力迅速强盛，为齐桓公首霸诸侯奠定了坚实基础。齐桓公在位43年，终春秋之世，虽号称五霸迭兴，然而后世霸主无论在霸权威慑范围之广和霸业维持年代之久两方面都始终无人能够超越齐桓公。齐国即使在丧失霸主地位的时代，也依然是一等大国而“常疆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齐国是战国七雄中唯一经历过政权更替的国家，这就是“田氏代齐”。贵族田氏势力增长，逐步取代了姜姓齐君，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国君地位，田齐取代了姜齐。尽管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政治变动，齐国作为东方大国的威势却并未能衰歇。这可能与齐国下层政权组织和军事组织的牢固结合有关。齐国于列国之中，是唯一一个以西周初年至于战国晚期始终对于天下大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强国。这一事实，也是以齐国军力的雄厚为条件的。
    战国中期，齐威王当政之时，魏国在中原地区一度称雄，于公元前355年与公元前342年先后攻赵、攻韩，齐威王两次均派田忌、孙膑率军救赵、救韩，从而爆发了战国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孙膑运用的“围魏救赵”与逐日减灶诱使魏军追击之计大败魏军，使曾在中原地区称雄一时的魏国走向衰落。《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具体说明了“马陵之战”中怎样将许多战车和武器作为障碍物，歼灭“窘处隘塞死地之中”的魏军，取得“取庞涓而擒太子申”这一战斗的经过。兵书中对有关战例的详尽记录，充分说明齐国兵学的发展是以战争实践的总结为基础的。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大举攻燕，50天即攻占了燕国。以后齐湣王即位，用薛公田文为相，伐楚九岁，攻秦三年，宾服韩、魏，结交赵国，形成当时天下齐、秦两大军事强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公元前298年，齐国攻破函谷关，迫使秦求和。次年，秦昭王遣使往齐，约齐湣王与秦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至此齐国力达到顶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候东面朝齐。”《田敬仲完世家》也说当时诸侯“莫敢治兵于齐”，“楚人不敢为寇东取”，“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公元前286年，燕将乐毅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伐齐，齐军大败，沦陷70余城。七年之后齐将田单复国，陆续收复失地，然齐国力已大损。此后齐国虽无力与强秦抗衡，但仍不失为东方强国。秦进行统一战争，相继攻灭六国，齐国是最后灭亡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