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流派的“百家争鸣”局面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齐国的兵学理论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中发展起来的。当时天下的文化重心在于齐鲁，如果说鲁文化突出对西周文化的继承的话，那么齐文化则表现出面向现实，注重实用和创新的特色。《管子》一书中包含有早期气象学、植物生态学、土壤分类学、矿物学等方面知识的内容。《晋书·天文志》认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是齐国人。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对天文星象的丰富知识，而被称为“谈天衍”。邹衍的学说中还包含有早期地理学的知识。齐国医学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国名医扁鹊和汉初名医仓公，都是齐人。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我国第一部总结手工业工艺制作经验的专著《考工记》，就是齐国人编写的。与其他地区往往更注重政治、哲学、伦理的学术风气比较，齐人实用之学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兵学更是实用之学，它必须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必须非常具体地观察、了解和分析种种现象，重视经验，而来不得半点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因为战争是流血的，是你死我活的，不容许搞空中楼阁的思辨遐想和空洞的议论，任何情感的干预，都可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严重后果。所以，齐国兵学之进步是与齐国注重实用的学术传统分不开的。
    齐国学术还体现出博采融汇的特色。著名的稷下学者荀子，就是在继承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思想和黄老学派的积极影响，同时体现为由“礼”到“法”的学术流变的中心环节，成为集权主义的拥护者。齐国学者们还往往将儒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等等融汇兼取，形成崭新的学术风貌。儒学兴起于鲁，而汉初则独盛于齐，这正是和齐国学士博采百家，使儒学得以补充、修正、更新的努力分不开的。关于齐人的资性，司马迁说“其民阔达”（《史记·齐太公世家》），班固则称之为“舒缓”（《汉书·地理志》），学术生活中的宽容精神，正是这种国民心理的体现。齐学打破地域文化的拘界和不同学术流派的囿见，体现了文化统一的趋势，因而在战国晚期以至秦世及汉初，成为学术发展的一支主流。范文澜说：“鲁学主合古（复古），齐学主合时。”齐学能够超过鲁学，正是在于积极应变而常新的特点。齐国兵学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得到不断发展而达到相当成熟的境界的。齐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稷下学宫的传统与影响。齐国自桓公起，就在都城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徐斡：《中论·亡国》），于是“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新序》），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到齐威王、齐宣王齐国力鼎盛时期，稷下人材经济，所谓稷下学士达1千多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流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洽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有的学者认为，孟子也曾列于稷下先生之中[7]。实现对诸子百家的总结的思想家荀子，也曾到稷下讲学。稷下学宫所拥有的第一流学者的数量，是战国时期任何一国所无可企及的，稷下成为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而且这一学术基地存在的时间长达150年之久，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是极其突出的记录。稷下学者向历史奉献了极其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中也包括兵学的成就。《荀子》有《议兵》篇。有的学者指出，《子晚子》、《司马法》、《孙膑兵法》等兵学名著，可能都是稷下学者的著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