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本《尉缭子》的后半部分，如《重刑令》、《伍制令》、《束伍令》、《勒卒令》、《兵令》等篇章中亦可看到属于军制、金鼓旆旗、徽章、赏罚和军中礼仪的内容。出土资料中以1978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所出竹简最为宝贵，它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军法、军令的实物证据[11]。而《司马法》所反映的古代军法内容最为全面。古代的所谓礼，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更多是国家政治、军事等制度和法规，礼与法并无明确的界限。按《周礼》，礼制的管理属于大宗伯，其记载将礼分作吉、凶、军、兵、嘉五类，称五礼。《司马法》在许多方面与《周礼》相表里，正好记录的是军礼的内容。班固认为《司马法》是对商周两代以礼治军之总结，他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并并作”，这才发现了大量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方面的兵书，所以他把《司马法》另列入礼类，并称之为《军礼司马法》。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纤担？“是《司马法》实古军礼之遗文，故足与礼经相证。”秦蕙田的《五礼通考》，黄以周的《军礼司马法考证》、《礼书通故》也都是把《司马法》当作礼书来研究，力求恢复古代军礼之本来面目的。例如《司马法》中明确记载有以下古军礼内容：
    关于出军赋的：“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谷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率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
    关于出师时令的：“春不东征，秋不西伐，月食班食，所以省战。”
    关于军中礼仪的：“兵车不式，遭丧不服。”“介者不拜，城上不趋，危事不齿。”“其有陨命，以行礼如会，所用仪也。若陨命则左结旗，司马授饮，右持苞壶，左承饮以进。”
    关于军中禁令的：“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进退唯时，无曰寡人。”
    当然，也不乏有在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不加丧，不因凶”等在早期战争中的确实行过的军礼。《司马法》中所记录的关于我国最早的军法内容，对后世影响极大，西汉初年的“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实际上就是对《司马法》的因袭和补充。沈家本辑有《汉律摭遗》，其中即有《汉军法》（见《沈寄簃先生遗书》），以其新辑内容以及今人吴忠匡的《〈汉军法〉辑补》[12]来看，《汉军法》的内容大部分与《司马法》的内容相似，基本未出《司马法》的范围，可见汉代军法是本之以《司马法》的。
    由以上我们可知，齐国兵书中的两个流派的确代表了先秦兵学的最高成就，不仅对汉代的兵学发展有主导性的影响，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兵学传统与流传至今的兵书之中，齐国的兵书始终是独树一帜，长盛不衰的。
    注释：
    [1]杨伯俊：《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年第2期。
    [2]前者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后者见《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3]朱长春：《管子榷序》：“故其书杂者，半为稷下大夫坐议泛谈，而半乃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以党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顾颉刚在《“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中说：“我很怀疑《管子》一书竟是一部（稷下丛书）。”（《文史》第6辑）胡家聪《〈管子〉原本考》认为，“刘向改编本《管子》，可视为战国时齐稷下学宫各派著作的汇编。”（《文史》第13辑）
    [4]《隋书·经籍志》中，仅见于杂家类有《尉缭子》，兵家类则无。《隋书》主编魏征在所编《群书治要》中收录《尉缭子》的《天官》、《兵谈》、《制谈》、《兵令》四篇，正与今本《尉缭子》中四篇大体相同。显然魏征所谓杂家《尉缭子》，就是流传至今的兵书《尉缭子》。
    [5]除《国语·齐语》外，又见《管子·小匡》。《周礼·秋官司寇·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
    [6]《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秦昭王曰：“訾之人二甲。”云梦睡虎地秦简也多有罚令犯罪者缴纳络组、盾、甲等军用物资的条文。
    [7]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诵史》第1卷，第47页，并参看孙以楷《稷下学宫考述》，《文史》第23辑。
    [8]孙以楷：《稷下学宫考述》，《文史》第23辑。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孙老韩合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张澎：《二酉堂丛书》，黄以周：《军礼司马法考证》、钱熙祚：《指海》。
    [11]《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
    [12]见《中华文史论丛书》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