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权利话语与反英的合理性
    按照18世纪的观念，殖民地乃是英国的领地和英王的财产，英国政府有权加以管理和控制，否认和挑战母国的主权，就是谋反和叛乱。因此，要找到反英独立的合理性，就必须借助一种超越母国主权的理论，将殖民地反英的立场置于正义和理性的基点上。殖民地人士从启蒙理论、英国"乡村派"言论和欧洲及殖民地的历史中寻求知识和思想资源，从而建构一套权利话语，展现了独立运动的内在逻辑，为《独立宣言》准备了基本的理论思路和逻辑框架。
    权利话语的内涵并不复杂。殖民地人士宣称，人生而具有许多不可剥夺的权利，如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等，这是他们作为人所具有的自然权利；建立在上帝之法和自然之法基础上的英国宪法，肯定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殖民地居民作为人和英国的国民，和英国居民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和特权；这些原则历经沧桑而变得颠扑不破；判断一项法律是否合理，其标准是看它与人的自然权利是否一致；如果统治者侵害被统治者的权利，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人民起而反抗即为正义之举。几乎所有抗议英国政策的官方文件和民间言论，都采用了这种权利话语。这种权利话语首先是一种宣传鼓动，目的是为反英寻找理论和道义的依据；它同时也表明，殖民地居民的确怀有某种"自由情结"，将自由和权利视为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政治的终极目的。
    殖民地人士在建构权利话语时，在理论上选择性地吸收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思想，特别是启蒙作家和辉格党反对派的言论。约翰·洛克、孟德斯鸠、詹姆斯·哈林顿、阿尔杰农·西德尼、约翰·密尔顿、波林布鲁克、托马斯·戈登、约翰·特兰查德、威廉·布莱克斯顿等人的著作，均可见之于殖民地许多私人和图书馆的收藏中。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译成英文后，深得英国和北美居民喜爱；洛克的《政府论》第2篇1773年在波士顿出了一个新版；18 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反对派的刊物和作品， 在北美不断被翻印（注：SeeClark, TheLanguageofLiberty,pp.26-27.）。这些著作之所以颇受殖民地人士的青睐，是由于它们阐发了理性和自由的真谛。
    启蒙学者所论及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自然权利、人民主权、重订契约权等理论，成为殖民地人士建构权利话语的基本素材。清教牧师丹尼尔·舒特在布道词中提到，生命、自由和财产乃是造物主赐予人的礼物，但它们容易受到他人的侵害，所以人们才结成了社会；政府的目的乃在于保障这些权利（注：Daniel Shute,"AnElectionSermon",inAmerican Political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Vol. I,pp.111-112,116.）。塞缪尔·亚当斯则将自然权利分解为四种：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采用适当手段维护这些权利的权利（注：See The Works of Samuel Adams,Vol.II,pp.351- 352.）。唐纳根据自然权利说，对人们经常引用的《大宪章》、特许状等宪政文件的性质作了新的解释：这些"自由的伟大宪章"并不是赋予自然权利，而是宣布和肯定人民的权利（注：Downer,"A Discourse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Tree of Liberty",inAmericanPoliticalWritingduringtheFounding Era,Vol.I,p.100.）。
    殖民地人士在建构权利话语的过程中，同样诉诸历史。他们所利用的并非作为"过去实在"的历史，而是经过时人解释乃至编造的历史；他们之所以注重这种历史，是因为其中"充满一种对暴政的正当仇恨和对自由的热情"（乔赛亚·昆西语）（注：Quoted in Wood,The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7.）。另外，他们对欧洲和英国历史的理解，受到英国辉格派史观的影响（注：SeeColbourn, TheLamp of Experience,pp.6-7.）。在他们的笔下， 英国历史成了一部自由消长史和宪法演进史。英国人长期以来就享有一系列权利，英国的宪法是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之上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英国政府则是"由一群明智、自由和勇敢的人民在自由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政府；英国是"历史上所仅见的最自由的国家"，英国人享有"人类所知的最完美的自由体制"；他们"享有的自由"使他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民（注：See Reid,TheConceptofLibertyintheAgeofAmerican Revolution,pp.14,15.）。
    在论证了英国源远流长的自由传统以后，殖民地人士转而声称北美居民继承并光大了这种传统，将北美拓殖史重构为他们的先人寻求和捍卫自由的历史。移民先辈们离开英国来到新大陆，意味着自由"离弃了英伦诸岛，在美洲的荒原上安家落户"（注：See Reid, TheConceptof Liberty in 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p.14.）；当年那些离开英国迁徙到北美的人，是一些对"真正的宗教和自由"拥有"热情"的人，他们"被权力之手所驱赶"（注：See TheWorksofSamuelAdams,Vol.I,pp.27,153.），来到一个陌生和危险的大陆，结果他们"经过斗争，在荒野中发现了自由"；他们的后代乃是他们所争取的自由的正当继承者；如果他们不捍卫这种自由，其先辈于地下，就会对这些不肖子孙深感愤怒（注：Downer,"A DiscourseattheDedicationof the Tree of Liberty",in American PoliticalWritingduringthe Founding Era,Vol.I,p.107.）。
    为了证明英国政策对北美居民早已享有的权利构成侵害，许多政论文章都编造了一种北美居民长期以来普遍享有自由的神话。殖民地被美化为一个自由和幸福不断增进的地方，"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的经历比这更幸运"；北美居民长期享有自由的赐福，因为"公民政府的目的在美洲得到很好的满足，公正的治理得到普遍实行，我们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经英王同意的法律所统治的"（注：Downer, "ADiscourseattheDedication of theTreeofLiberty", inAmericanPolitical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Vol.I,pp.99,100.）。总之，"这里一直是自由的土地。我们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享有这一福佑"（注：Nathaniel Niles,"Two Discourses on Liberty",inAmerican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Vol.I,p.275.）。他们想借此说明，反英独立的目的并非寻求新的权利，而不过是要使他们已经拥有的自由免于失落，故绝不是什么非分之举。
    在殖民地人士看来，英国国内近期的政治局面和对殖民地的种种举措，表明一个剥夺自由、奴役人民的阴谋正在实施当中，他们所享有的自由传统面临极大的威胁。殖民地人士感到，英国"曾经是自由的国度、爱国者的学校和英雄的摇篮，现在已变成了奴役的国度、弑父者的学校和暴君的摇篮"（注：QuotedinWood, TheCreation of theAmerican Republic,p.32.）；"邪恶弊端的蔓延， 已经改变了英国政府的整个面貌"（注：Quoted in Colbourn,The Lamp of Experience,p.67.）。现在，维护自由的使命就落在了北美居民的肩上，" 但愿我们的土地成为一个自由之乡，一个美德的安身之所，一个被压迫者的避难地，一个地球上美名传扬的地方"（注：Warren, "Oration",in TheAnnals of America,Vol.II,p.216.）。但是， 英国政府却将毁灭自由之手伸向了北美，"一系列的事件，许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提供了重大的理由使人相信，帝国专制政府已经制定并部分地实施了一项蓄谋已久和险恶可怕的计划， 以根除人民的一切自由"（注：Quoted in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94.）；"单一的暴虐之举可以归之于一时的偶然舆论，但这一系列的压迫，始于一个特别的时期，大臣几经更换而施行则一成不变，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存在一个要将我们变成奴隶的处心积虑的系统计划"（注：Jefferson,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America, inThe Annals of America,Vol.II,pp.260-261.）。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英国政府在1775年以前并没有酝酿或实施"奴役北美的阴谋"，其"新殖民地政策"并不具有"压迫"的性质，而不过是要求殖民地居民这些大英帝国的"国民"共同承担帝国的财政和防卫负担；决策前英国政府曾征询殖民地人士的意见，遇到抵制时几度取消了既定政策；虽然抗议和暴力屡次出现于北美各地，但英国并未为此迫害反英人士。但这种虚构的"阴谋"说，却成为驱使北美居民反英的动力。
    权利话语的主旨是要论证反英独立的合理性。布兰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意见：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面临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危险，或者不满意他们在某一社会的地位，他们有脱离这个社会而进入另一国家的"自然权利"；一旦他们脱离了原来的国家，他们就恢复了"自然的自由和独立"，原来的国家权力对他们就不再有效，他们获得新的国土，组成新的政治社会， 成为新的主权国家（注：Bland, AnInquiry into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in Tracts of theAmericanRevolution,pp.116-117,123.）。他的意思是说， 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是独立于英国的新国家。在塞缪尔·亚当斯看来，由于人们结成社会乃出于自愿，只要他们愿意，就有权留在自然状态；人们在不能忍受压迫时， 就可以脱离某一社会而加入另一社会（注：SeeTheWorksof Samuel Adams,Vol.II,pp.351-352.）。艾伦宣称， 如果国王或内阁大臣（或两者一道）剥夺人们生而具有的自由和权利，就是暴政……那种夺走他人权利的人，既不配进天国，也不配生活在世上，连呆在地上或粪堆里也不配（注：Allen,"An Oration Upon theBeautiesofLiberty",in Political Sermon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Era,pp.305,306.）。很显然， 殖民地人士对反英独立有着道义上的自信：英国既然推行违背自然权利的"压迫性"政策，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摆脱英国的统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五政治自由主义的"常识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殖民地居民反抗英国，并非迫不得已；他们所争取的并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生存条件，反而是以牺牲一时的实利来争取和捍卫作为人的更高生存条件的自由和权利。《独立宣言》以权利宣言的面貌出现，就是北美居民自由精神的一个有力证明。革命的参与者埃德蒙·伦道夫曾说，美国革命乃是一场"没有直接的压迫"的革命， 革命实际上是"理性的结果"（注：QuotedinWood, The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4.）。这种"理性"就是强烈的自由情结和权利意识。殖民地历史上比较分散零碎的自由观念，在这次辩论中得到系统梳理和集中表述；来自欧洲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经过辩论而转化为民众常识。约翰·亚当斯对这种思想舆论变动的意义有着独到的理解，他在晚年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独立战争打响以前北美居民在原则、观点和思想感情方面的剧烈变化，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注：John Adams to H.Niles （Feb.13,1818） , in The WorksofJohnAdams,ed.Charles Francis Adams,Boston,1856,Vol.X,pp.282- 283.）。
    殖民地人士对涉及自由和权利的任何问题都极为敏感，这在他们对英国政策的态度中得到鲜明反映。如迪金森所言，他们反抗英国，并不是因为"某一措施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弊端，而是从事情的性质看可能带来什么弊端"；世界各国人民一般在他们实际感受到危险以前就不会思考，所以他们都失去了自由（注：Quoted in Wood,TheCreationofthe American Republic,p.5.）。也就是说，只有对自由的威胁具有敏锐的先见之明，才能有效地维护自由。殖民地人士认为，根据造物主对人的设计，"对自由的热爱乃人之天性"（注：John Tucker, "AnElection Sermon", inAmericanPoliticalWritingduring theFounding Era,Vol.I,p.159.）；自由是幸福和繁荣的保障， 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北美虽然自然条件无比优越，土地极为富饶，"但是，如果我们被剥夺了自然之神赋予我们的那种自由，所有这些东西对我们还有什么益处呢？"（注：Downer,"A Discourse at theDedicationofthe Treeof Liberty",in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Founding Era,Vol.I,p.99.）埃德蒙·柏克曾对北美居民热爱自由的精神状态作过简洁而准确的描述："在美利坚人的这种性格中，热爱自由乃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它是他们全体的标志，使他们卓尔不群"；他们"认为自由是使他们感到最值得为之生活的惟一好处，一旦他们察觉任何用武力夺走或用诡计骗取的微小企图，他们就会变得忧心忡忡、桀骜不驯和难以驾驭。这种凶猛的自由精神，在英属殖民地居民中最为强烈、 地球上其他任何人民均难出其右……"（注：EdmundBurke, "On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in The Annals of America,Vol. I, p.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