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辩论中，自由的定义得到丰富。自由被比喻成各种美好的事物：人类的"皇冠和王冕"、"可爱的孩子"、"太阳"、"人类的最好朋友"、"女神"，等等（注：See Reid,The Concept ofLibertyin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pp.12-13.）； "自由"一词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成为一个具有魔力的字眼，成为检验事物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试金石。这个时期人们所理解的自由，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精神自由，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包括主动去做的权利和免于受压迫的权利，是"行动的力量"和"对强制的豁免"（注：Levi Hart,"LibertyDescribedandRecommended", inAmerican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Vol.I,p.308.）；它不仅仅是使人民摆脱统治者压迫的被动权利，而且还是人民"对压迫的政权"所施加的"宪法制约"（注：Quoted in Wood,TheCreationofthe American Republic,p.25.）。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时人们虽无"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但对两者已有实际的区分（注：美国学者约翰·里德认为当时人尚无这种区分，似过于绝对。See Reid,The Concept of Liberty in 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p.56.）。
    在殖民地居民的心目中，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书斋里的学理范畴，也不是理想的境界，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现实权利。例如，殖民地人士十分重视财产权，认为它是个人自由的基石，如果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财产，"他的自由就消失了，或者完全任由他人摆布"（注：Otis, The RightsoftheBritishColoniesAsserted and Proved,in Tra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28.）； 反过来，财产的安全和自由状况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 自由乃是财产的伟大而惟一的保障"（注：Quoted in Reid,TheConcept ofLiberty in 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p.70.）。 英国的征税政策意味着迫使人民放弃其财产；如果人民的财产未经其同意即被夺走，他们就沦为了奴隶（注：Hopkins,Rights of Colonies Examined,in 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50-1776,Vol. I, pp.507-508.）。因此，《印花税法》所引起的是一场吞噬" 我们珍爱的自由太阳的意外日食"；"我们自由的太阳进入漆黑的云层，一时带来了漫漫长夜的不祥之兆"（注：Quoted in Reid,The ConceptofLiberty in the A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p.12.）。
    自由虽然不是源于宪法，但宪法却是自由的保障。殖民地人士以自由为标准重新界定"宪法合法性"的概念。他们认为，英国宪法保障了千秋万代的英国国民的自由权利（注：Otis, TheRights of the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in Tracts of the AmericanRevolution,p.27.）；"自由的良好基础建筑在这种宪法之上，但其完整的价值则在于适当地实施。只有这种宪法得到完全实施，才会有完善的自由；在实施不完善的地方，自由同样不会完善"（注： Niles,"Two Discourses on Liberty", inAmericanPoliticalWritingduring the Founding Era,Vol.I,p.265.）。据此，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后，纷纷制定宪法，并在宪法前面冠以"权利宣言"。借助宪法来争取和维护权利，成为此后美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基本特色。
    同时，殖民地人士感到，自由是精致和脆弱的，它极易受到伤害；而权力带有天然的扩张和腐败倾向，乃是自由最大的敌人。他们受英国政治反对派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权力"和"自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二元对立的政治观念，把"无限制的权力"看成"自由"的天敌；他们相信， "一种权力如果不受制约， 就会颠覆所有的自由"（注：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fMassachusettsto Benjamin Franklin, in The Works of Samuel Adams, Vol. Ⅱ， p.180.）。但是，殖民地人士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绝对的自由，他们苦心孤诣地探索如何平衡权力与自由，如何既保证社会有序地运转、又能使人最大限度地享有自由。他们发现，限制政府权力，为其制定运作规则，乃是维护自由的必要手段；政府只有受到限制和遵循规则，才不会成为自由的敌人。他们提出，"建立政府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然自由，没有任何人有权剥夺这种自由。为了这个目的，人民赋予统治者权力"，统治者"不能运用这种权力来损害被统治者"（注： Downer,"A Discourse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TreeofLiberty",in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Vol.Ⅰ， p.100.）。他们认为，统治者总是带有侵害人民自由的可能性， 因而人民必需对政府实行监督，不可绝对信任统治者，而要密切注意统治者的行为，警惕他们破坏公共利益；"考虑到人类普遍存在的贪婪和欲望脾性，以及统治者乐于耽迷其中的特别机会和诱惑，他们就必须这样做"（注：Niles, "TwoDiscoursesonLiberty", in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Vol.Ⅰ， p.272.）。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因为根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订立的契约或协议，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决不能超越人民所同意转让的程度；构成国家的基本法标明了统治者的权力与人民的自由权利之间的界线；政府权力无论怎样行事，都不能超越协议所规定的限制和界线；如果统治者按照他们自己的主观意愿和喜好来制定和执行法律，就破坏和毁灭了公民政府的目的，统治者就成了绝对的专制者，使人民沦落到奴隶的地位（注：Tucker, "An ElectionSermon", in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Vol. Ⅰ， p.162.）。因此，要维护自由，就必须限制权力。于是，从自由和权力的性质及其关系推导出了"限权政府"的理论，推动了"分权与制衡"等政治设计的实施，其目的都在于维护人民的自由。
    而且，自由还须通过斗争而获得和维持。"所有人都可能是自由的，如果他们都珍视自由的价值、都起来捍卫自由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充分的美德来抗击专横跋扈的侵犯者以维护自由，他们就不值得同情，而应当受到轻蔑和羞耻"（注：The Works of Samuel Adams,Vol.Ⅱ， p.251.）；所以，只有具备自由意识并愿意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才配享有自由。塞缪尔·亚当斯提醒他的同胞，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由，反对对自由和宪法的一切进攻，这关系到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命运（注：The Works of Samuel Adams, Vol. Ⅱ， pp.255, 256.）。唐纳说过："我们不做自由人，就会死亡"（注：Downer, "A Discourseat theDedicationoftheTreeofLiberty", in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Vol.Ⅰ， p.107.）；艾伦曾要求他的读者铭记这样的格言："自由，生命，或死亡！"（注：See Political Sermon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Era, p.302.）这和帕特里克·亨利发表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注：William Wirt,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Patrick Henry, inTheAnnals of America, Vol. Ⅱ， p.323.），实属异曲同工。可见，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自由，乃是反英人士的共同信念。
    在北美，自由观念不是学者们苦思冥想出来的高深理论，也不是少数精英人士所独享的思想专利。通过革命前的政治辩论，欧洲思想中的自由理论转化成了普遍的思想意识。不仅历史上有记载的知名人士关注自由，即便是最下层的人民，都比以往更加注意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更加喜欢对此刨根问底， 更加坚定地加以捍卫（注： Diaryof John Adams （Dec. 18, 1765）， in TheWorksofJohnAdams,ed. Charles Francis Adams, Boston, 1850, Vol. Ⅱ，p.154.）；甚至北美每一个角落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主妇"，都在"争论政治问题和积极地确认我们的自由权利"（注：Quoted in Wood, The Creation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6.）。威廉·曼宁后来回忆说， 他并没有念多少书，但在争取独立的时代，经常读报，十分关注自由和自由政府的命运（注：Carl Bridenbaugh, The Spirit of '76:The Growthof American Patriotism before Independence, 1607-1776, London,1975, p.149.）。
    在这种意义上说，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所留下的最大遗产，乃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常识化"。"常识化"实际上乃是一种"本土化"，欧洲自古希腊罗马、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经由北美居民的咀嚼和消化，与他们的国民性中固有的权利意识相融合，形成一种强烈而持久的自由精神，铸就了一种支撑美国民主大厦的大众政治理性。常识诚然不如理论深刻，但比理论更有力量；它既具有极大的社会塑造力，又避免了理论因理想化和狂热性而带来的危险。一部美国社会政治史，从根本上说乃是这种常识化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演进史。政治自由主义的常识化，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结合、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平衡：自由乃是一种价值，而权利话语则可作为谋求现实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撇开这种常识化的政治自由主义，美国革命的意义和美国式民主的特质，就会变得难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