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土地商租权问题
    日本依据《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攫取了在“南满”地区的土地商租权。日本名义上是对土地“商租”，实际上是对东北土地的蚕食和吞并，被商租的土地等同于纵横于奉省的铁路附属地。条约签订后，在日本官方的唆使下，日本商民、浪人及不法歹徒纷纷涌入奉省，进行土地投机活动，一时间，中国民众和日人间的土地纠纷案件屡屡发生。其中太平寺土地诉讼即很典型。太平寺系前清昭陵官庙。1915年10月，太平寺主持僧人本瑞私自将该寺周围402亩土地租与日人井深滨名等（注：前清建太平寺时，见其香火无着，遂将此土地上之官租拨归该寺。所纳粮赋仍归昭陵派员征收，只是按年度将香火之资调拨该寺而已。民国成立后，该前清官田被收为国有，太平寺也仅有收租之利益。商租手续订立后，日本人有恃无恐，在太平庄等处遍立木标，甚至破门入户捉拿居民。当地农民愤恨异常，公推代表，联名报告省署，中日交涉遂起。）。奉天交涉署屡次照会日本，太平寺周围土地系国有土地，所订契约，“应视为无效”（注：《奉天交涉署发日领事函稿》第1004-4号档，《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下），第936页。1916年7月18日，日驻奉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致函奉天交涉署，态度蛮横地为商租太平寺土地的日人井深滨名的不法行径辩护，且诡称井深滨名等已从本瑞僧人手中拿到了前清将地产赐与太平寺的文书。）。日方竟置之不理。
    为防止类似太平寺案件的再度发生，张作霖于1916年10月28日致电北京国务院：“请钧院陈明大总统，饬令外交部与日使订明，凡日人在奉商租地亩，或以地亩抵押借款者，必须呈由当地县知事或交涉员验明，有民国执照方能发生效力，其他租照、地册及一切不正当之契约均归无效，不得作为证据。”后来，张觉得上述措施欠妥，又于11月2日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请将前电验明‘民国执照’一语删除，暂定为‘日人商租须在该产坐落地方报明县知事，查无纠葛，始准立契’。”（注：《收奉天巡按使［张作霖］咨》第1006号档，《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下），第942页。）北洋政府内务部认为张之来电所称情形极为重要，所陈建议“亦正本清源之一法”（注：《收内务部咨》第1008号档，《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下），第943页。）。
    张作霖不仅主张通过各地官府来控制土地商租活动，而且还试图在课税方面采取措施，以防止土地流失到日本人手中。张建议北洋政府内务部在原定的《商租地亩须知》上增加如下内容：“租出地亩，其所有权仍在地主。但应纳现在及将来关于土地之一切课税，应由承租人代地主缴纳。承租人既代地主担任缴纳课税义务，得于租地之始，向地主要求减轻租价报酬之”。此条建议，从字面上看对日方承租人不失公允，其实张别有用意。他提及此项建议理由时说：“承租人既须代地主担任现在及将来一切课税，势不得不于租地之始，要求地主减轻租价。地主因租价减轻，将地亩租与外族，绝无优胜之权利可图，从前侥幸投机，饱则远扬之计划，均无所施。此策实行，则地亩之愿租与外人者必少，地亩少租与外人一寸，国家地方之权利则保全一分，两国之交亦少一分纠葛，一转移间，保全甚巨。”（注：《收奉天巡按使［张作霖］咨》第958号档，《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下），第870-871页。）北洋政府内务部采纳了张的课税征收办法。
    采取上述措施后，张似乎觉得还有漏洞。1917年12月，他又给各县知事下达密令：“自民国七年一月一日起，人民商贾等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私自借款。否则，上述行为一经发现，将以盗卖国土罪及私借外债罪论处。”（注：园田一龟：《东三省的政治和外交》，奉天新闻社，1925年，第179页。）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探知此事后，以该令严重侵害日本享有的土地商租权为由，向奉省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张向日方作了如下解释：“土地商租权系条约上的规定，岂有不允之理。目前有一些不逞之徒以他人的土地或地契等证据，私自租与外人或借外债，使外国人蒙受欺骗和损失，以酿成交涉事件。本省长有恐于上述事件发生，才发此通令。”（注：园田一龟：《东三省的政治和外交》，第180页。）
    这种对商租权表面上承认，实际上否认，口头上履约，实际上抵制的两面外交手段，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地方利权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从“二十一条”签订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张作霖对日本的土地商租权一直坚持这种策略，使土地商租问题成了日本一直试图解决、但又始终未能解决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