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所谓前沿问题，就是与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问题；所谓热点问题，就是引起较多人关心的问题。而无论前沿也好，热点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肯定有一定的敏感度，不会是那种四平八稳，引不起任何争论的问题。但是，与现实联系较紧，引起较多人关心的党史问题，能争论吗？于是，我们又回到党史研究的老问题上来了：中共党史研究能不能有新意？
    任何一门学问，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要不断求新。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惟独中共党史研究有些例外。大同小异的内容，大同小异的资料，十年前是它，五年是它，拿到今天，题目变变照样发。许多人不爱看党史文章，写得八股不八股不论，缺少新意是最大的问题。
    讲深化党史研究，未必是哪儿前沿往哪儿去，哪儿热闹往哪钻。实际上，基础问题研究不透，研究前沿问题也难有深度；整体研究上没有新意，研究热点问题同样难以给人多少启迪。中共党史研究，不论是就它的研究队伍，还是就它的研究成果来说，这些年一直在逐渐萎缩。这一方面是社会需求大幅度减少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党史研究本身远离社会需要，总是在炒冷饭有关。
    是不是社会大众不需要党史研究？当然不是。看一看报摊上那五花八门的杂志，看一看书店里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凡是谈历史的，一多半都是谈党史问题的。只不过，它们所讲的，大都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内容。的确，我们许多研究者不屑一顾，因为那些杂志和书籍里面有不少胡编乱造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些杂志和书籍买得那么火？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杂志和书籍里面讲的内容或者前沿，或者热点，而关键在于有新意。
    《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2期刊登了李向前的一篇小文章， 介绍美国哈佛“费正清中心”的Seminar。其中讲到，在那里，Seminar隔三差五就是一场，但参加者仍旧非常踊跃。联想到我们做研究，大家各自为战，连班都懒得上，更别说热心去听谁做学术报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里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是应该提到的，那就是，哈佛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每个讲演人都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每个听讲的人也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受点启迪，或发点议论，从而帮助自己考虑问题。
    事实上，每一个在欧美国家做过一些研究的研究者，都能够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那里的研究几乎不存在炒冷饭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论文和论著，都被要求列出前人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说明你的新意何在。一句话，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它要求我们研究者一定要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要有较好的史学功底和理论能力。鼓励这一点，事实也有助于党史队伍的建设，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当然，要做到能够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首先是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很清楚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的不同，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讨论，要避免先入为主地对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发议论、做判断。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的氛围，要想深化党史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学术问题，不讨论是不能进步的。只有允许我们的研究者去大胆地探索，党史研究才有可能进步，我们也才有可能真正去深入研究那些无疑是会比较敏感的所谓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
    林谷良（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
    党史学科的研究、宣传工作有它的特殊规律。讨论前沿、热点，似应兼顾研究与宣传两个方面，各有各的前沿，各有各的热点（重点），应该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所谓前沿课题，应该是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所迫切需要的重要思想理论依据。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进入90年代，从宏观上看，党的路线、方针已经确定，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已经被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党史上带有全局性、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已有两个《决议》作了全面、科学的总结。因此，区别于政治经济学、哲学的党史学科不必找什么前沿课题。历史科学应该鉴往知来，走在决策之前；阐释既定方略倒是第二位的任务。党史也不例外。60年代，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其中，为了肯定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写了不少文章，说钢铁产量从650万吨一年翻番，而英国、法国、 美国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大意）。看来，确定这样的“前沿”课题并没有好处。
    关于难点问题，比如如何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原来规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大大提前了；高度集中、纯而又纯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种生产关系急剧的、人为的变动，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陈独秀曾预言，中国民权革命胜利以后，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待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再行社会主义革命（大意）。这个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渡时期的思想，被作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二次革命论”的论点之一批判了半个多世纪。后来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实践证明，站在“左”的方面来批“右”，路子就越走越歪。
    郭雄（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是目前党史研究的重点，其中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内容又是党史研究的难点。毫无疑问，这些难点就构成了今天党史研究的学科前沿。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跃居执政党地位，28年为之奋斗的愿望成为了现实。按理说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率领全国老百姓发展生产，摆脱贫困落后，奔向富裕昌盛，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就是这件大好事，我们办起来却是颇费周折，历经坎坷，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找到了一条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之路。
    痛定思痛，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30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成功的经验，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对于长期阻碍我们前进步伐的“左”的思潮和“左”的错误，则应彻底地进行反思和清算，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避免今后我们再犯类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所以，我不主张党史研究出现什么热点问题。所谓热点往往容易和炒作、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等混淆不清，甚至会落入迎合媚俗、降低格调的陷阱。目前党史界应反对功利主义，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