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同的地区，周恩来提出不同的工作目标和策略。他在1944年1月15日致电尹林平时提出：凡游击所到及其周围地区，都可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人民政权；但在敌顽易入侵地区，必须部署秘密工作，并与原有地方党割断关系；省港群众工作可派人单独做，不与地方党联系。（注：前引书，《周恩来年谱》，第570页。）同年6月21日，周恩来又致电尹林平：为了避免引起敌人过多注意和保全城市地下工作，目前在香港、九龙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和采取所谓军事攻势都不合适，这些做法会“引起敌对我之严重扫荡”。“依目前情势，尚不应采取此过份的暴露行动，应注意保全城市地下工作。”（注：前引书，《周恩来年谱》，第577页。）他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行动方向。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他们已感到其海上交通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了保住其太平洋战场的最后防线，进行垂死挣扎，便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的作战。根据这一形势，周恩来于7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尹林平电，指出广东的工作仍应遵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占区，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希望广东我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所在地，我地方党员仍坚守隐蔽待机的方针勿变，但可酌情抽部分干部到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同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广州、九龙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宜常做。（注：前引书，《周恩来年谱》，第579页。）
    到抗战后期，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为迅速在华南建立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周恩来在1945年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省临委的电报中提出：“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注：《中共中央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1945年3月6日，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67页。）他在1945年6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的电报中又指示：目前国民党正“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广东区党委为实现这项战略方针，应“迅向北江地区发展”，“扩大游击根据地”。（注：《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广东区党委工作的指示》，1945年6月16日，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71、72页。）同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电时又指出，华南马上会出现蒋介石、余汉谋“争夺敌伪而又共同压我的局面”，因此要求广东抗日游击队向粤北发展，和正在南下的王震部队会合，“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注：《周恩来年谱》，第613页。）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遵照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全力向北发展，扩大根据地和游击队，并派部队北上粤北地区，以接应王震所部。
    在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广东党组织积极动员和发动群众，使广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区、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1937年抗战开始时，广东全省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仅有不足100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近3万人。不但“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注：《中共中央军委对华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5日，《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57页。）抗日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达70多个县，在东江、琼崖、珠江、粤中、北江、南路、韩江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
    二致力于抗日统战工作，积极促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代表，对包括华南地区在内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抗战初期，从多方面促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争取与国民党琼崖当局合作抗日，中共琼崖特委主动向国民党琼崖当局表示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愿意将琼崖红军进行改编，建议国共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但琼崖国民党当局却无诚意，竟将指导谈判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逮捕。周恩来闻讯，当即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提出抗议。同时指示中共南方工委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在各个方面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随后，琼崖国共双方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7年底，周恩来在武汉面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请他转告香港总督：由于八路军在敌后英勇作战，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的钦佩，纷纷援助款项、医药、物资，我们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予以接收，请港督加以关照。（注：连贯：《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南方局党史资料》第2册，第303页。）这一要求得到口头应允后，廖承志、潘汉年即奉命到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成立后，遵照周恩来关于“不公开挂牌”的指示，以做茶叶生意为掩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通过宋庆龄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来开展对国际友好人士的统战工作。潘汉年当时是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经常通过潘汉年把国内外有关消息和材料送给宋庆龄。周恩来指示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与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在香港大力开展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华侨和港澳同胞为祖国抗战捐赠了大批钱物，仅一年时间就从各地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捐款25万港币，还募集了一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组织各种团队直接到华南各地参加抗战活动。周恩来还亲自致函、致电海外侨胞。1938年8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致电新加坡各华侨团体表示：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英勇将士为之感奋。（注：《南方局党史资料》第3册，第379页。）1939年1月26日，周恩来、廖承志代表八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再次联函海外侨胞，赞扬我侨胞为解放之先锋，爱护祖国支持抗战，不遗余力。
    周恩来等为争取粤系将领张发奎、余汉谋和桂系将领李宗仁等坚持团结抗战做了许多工作。应张发奎要求，周恩来及上海中共组织动员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和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部工作，其中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其中有的人后来在长官部担任秘书、副官、参谋等职。他们直接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并与中共广东省委保持联系，在战区开展维护团结抗战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广东省委积极利用统战关系，动员了800名进步青年（其中120名党员）到第十二集团军开展政治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周恩来还争取桂系将领支持，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