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到今年10月已经成立四十年了。四十年来，世界面貌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联合国随着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不平凡的道路。世界在前进，联合国也在进步。研究联合国的历史，总结这一寰球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教训，是当代国际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应该说，对联合国的研究，至今仍是我国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这里，我们不揣浅陋，就联合国建立阶段的几个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以纪念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
    一 联合国是战时盟国合作的硕果
    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思想，是战时盟国在同法西斯国家进行艰苦战斗的岁月中孕育出来的。
    曾被西方称之为“人类最后的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十余年，法西斯国家便在东、西方不断挑起战端，并进而发动了较一次大战规模更大、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的浩劫向各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免使“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①？建立一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的设想正是在各国人民这种广泛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1941年8 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宪章希望，待最后摧毁纳粹暴政后，将能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这一提法后来被人们普遍视为未来国际组织的同义语。同年稍后，苏联在有关文件中也希望要“建立一种使子孙后代摆脱罪恶的纳粹主义的战后和平体制”②，并明确提出，战后“只有通过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组织，将各民主国家联合在一个持久同盟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持久和正义的和平”③。
    1942年1月1日，中美苏英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一致宣布赞同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这样，盟国便一致同意在战后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
    1943年10月在莫斯科由中美苏英四国政府签署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迈出了筹建未来国际组织的关键性一步。
    随后，中美苏英四国首脑又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会议期间，就未来国际组织的总体设想和框架结构原则性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进展。德黑兰会议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盟国筹建新国际组织工作的步伐也大大加快。
    1944年8月到10月，由中美苏英四国分两阶段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筹建联合国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基本勾画出了联合国的蓝图。建议案把未来的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并详细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会员国的资格、大会、安理会、秘书处等主要机构的组成与职权、以及关于国际经济与社会合作的各种安排，为旧金山会议奠定了基础。
    敦巴顿会议上关于创始会员国资格和否决权两项遗留问题，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上也得到了解决。稍后，美国政府代表中美苏英四国发起向有关各国发出了参加制宪会议的邀请，并请各被邀请国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案提出修正意见。截止1945年5月5日止，各有关国家集体或单独地提出的修正案近一千二百件。
    1945年4月25日到6月2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由五十个创始会员国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最后建成了被称作“战后国际和平大厦”的联合国。旧金山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代表们以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为基础，在全体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上经过广泛、充分的讨论，拟定出包括有一百一十一条的联合国宪章，并在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6月26日，各国代表在宪章上签了字，10月24日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宣告诞生。
    纵观联合国酝酿、筹备、建立的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和平安全组织的思想是战时盟国面对严峻的现实，总结历史的教训，怀着对未来和平与安全的追求而提出、并不断加以完善的。它是植根于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安全、反对世界战争的思想沃土之中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也决不只是出于某个政治家的个人意愿和某个国家的特殊需要。我们不同意那样一种观点，认为联合国是罗斯福为美国战后称霸世界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工具。这种观点认为：“建立联合国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是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蓝图中的两块基石”，“罗斯福筹建联合国组织的基本思想，是在美国领导下，实现‘大国合作’控制世界。从美国参战以后，罗斯福就利用一切机会，鼓吹这一设想”。
    “罗斯福和杜鲁门在美国必须领导世界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罗斯福规划统治世界的蓝图时，战争还没结束。……所以罗斯福设计了美英苏三国合作而以美国为主宰的体制，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等机构维持战后秩序，实现称霸全球的和平缓进战略”④。
    首先，恐怕不宜把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简单地划等号，也不宜把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设想仅简单地与美国称霸世界划等号。事实上，战争时期的罗斯福，不仅经常面临许多比规划战后世界还要急迫和重大得多的问题，罗斯福即使在规划战后世界时也不是仅把谋求美国的世界霸权作为唯一的战略思想⑤。我们认为，罗斯福在战时积极倡导建立联合国，还是想寻求出一条防止世界大战的途径。罗斯福对筹建联合国无疑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但这种作用仅在于他表达了各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共同愿望，并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努力把这种愿望化作为建立战后和平体制的实际行动。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罗斯福，在制定政策时，当然首先要考虑美国的利益，但假若他只是把筹建联合国作为他朝思暮想地追求美国霸权的一大手段，那他就无从起到这种历史作用。因为任何一个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并为保卫国家生存和自由作出过重大牺牲的盟国，无不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它们决不会帮助罗斯福去建立一个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而自己最终也将要被这个工具所控制。
    其次，把罗斯福曾多次提出过的要以加强战时大国的合作来实现战后和平与防止大战的设想，说成是罗斯福精心设计出的一种“美英苏三国合作而以美国为主宰的实现美国称霸全球的和平缓进战略”，并且又把这种战略同成立联合国扯在一起。这不仅十分牵强，而且甚为离奇。因为非常明显，美国称霸世界和与苏联的合作，是一双绝难相容的对立物。很难设想，苏联会容忍赞同在美国霸权下的所谓合作；罗斯福即便再没有战略眼光，也不至于看不出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而天真地把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计划建筑在与苏联合作的基础之上。
    至于罗斯福经常提到的“大国合作”防止战争的说法，也并非他本人的独创，战时斯大林也多次言及。罗斯福这样讲固然有大国强权政治的痕迹，反映出美国对战后世界的设想。但其主要的方面，还是他根据战时大国合作的经验和当时国际政治力量状况而形成的一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想法。对此应作慎重的分析，不宜一见“大国合作”就批。而将这一口号衍意附会成“大国合作”主宰世界，那就更失之武断了。
    我们认为，把各盟国为寻求和平、反对侵略而共同倡导建立国际安全组织的盛举，简单地说成是美国为谋求称霸世界所构思的一个阴谋，是甚为片面的。因为面对战时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深重的苦难，当时盟国中任何一位有政治远见和有责任感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都难以无视各国人民要在战后共同保卫和平的迫切愿望。正是人民的这种迫切愿望，推动罗斯福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与斯大林、丘吉尔等大国领导人一起顺应历史的潮流，反映人民的和平意愿，作了一件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大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功绩，是不应一笔勾销的、而且也是难以勾销的。
    第二，联合国诞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是反法西斯联盟合作的结晶，是战时盟国共同缔造的产物。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合国；没有战时盟国卓有成效的合作也同样不会有联合国。难于赞同那样一种看法，认为抢先在战时建立起联合国，似乎只是美国出于早日争夺战后世界的需要。其实，美国固然“不打算重犯等待战后再创建和平机构的错误”，其他盟国实际上也都希望在战时就能建立起战后的和平体制。罗斯福曾说过，把盟国联合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共同的危险，也还有共同的希望。当时盟国不仅希望用共同战斗以彻底打赢战争，而且也确曾希望用共同的努力来保证战争不再发生。盟国共同议决利用战时有利时机成立联合国，是谋求战后和平的一个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如果把建立联合国的时间放到战后冷战的气氛中，恐怕很难会有今天的联合国。因此，联合国只能是联合的结果，只能是战时盟国以重大牺牲为代价赢得的成果，绝非某人、某国的工具和属品。那种把联合国的建立评价成为实现“美国梦寐以求的理想--‘领导世界’，建立了一个‘机构’，树立了一个‘起点’”⑥的观点，实际上是把还处于母体中的联合国就贬低成一个大国的工具，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三，联合国的建立是战时盟国实行平等协商、克制容恕原则的胜利，它体现了各国之间“以善邻之道，和平相处”⑦的精神。为建立战后和平体制，社会制度并不相同的各盟国、特别是美苏两大国之间，将种种分歧矛盾暂置一边，通过反复协商、相互妥协，最后达成了一致。罗斯福逝世前夕曾说过，盟国为解决复杂国际问题所作的决定，“往往不得不是互相让步妥协的结果”，任何一国都“不会经常百分之百地随心所欲”，都不会经常得到对于复杂国际问题的“理想答案”。斯大林在评价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成就时，曾强调指出：“分歧的确存在，……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出现了分歧，而是分歧如此之少，而且几乎每次照例是本着三大国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的精神解决的”⑧。盟国为筹建联合国所作的共同努力，给后来解决复杂繁难的国际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参加制宪会议的众多中小国家尽管对否决权问题持尖锐批评态度，但总的讲它们对大国起草的宪章、对会议的协商态度和民主精神还是满意的。中小国家对联合国更予厚望，它们希望联合国能成为申张正义、摒弃强权的场所。
    当然，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也有阴暗面，暴露出和潜伏着的分歧、矛盾确实不少。否则，后来刚刚出世的联合国就不会屡犯错误，以致被大国的强权政治弄得举止乏力、威望猛跌。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国内外某些论著的观点，他们基于战后东西方的冷战对峙，用战后联合国曾出现的不正常情势作标尺，来剪裁和衡量战时筹建联合国的历史。当然，我们绝不是说，不能讲那时确已存在的矛盾和斗争，而是不赞成把盟国之间的平等协商、相互妥协，说成为某一国家的一贯正确；不赞成用夸大了的盟国之间的对立与分歧，去代替它们曾经有过的合作和一致的基本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