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丝毫无意美化和抬高当时的中国政府，但当时它对建立联合国还是比较积极的，则确是事实。因为：第一，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是战时盟国的一致意见，而中国是四大国之一，蒋介石积极参与其事，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他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也对维护国民党在战后的统治有利；第二，深受列强宰割之苦的广大中国人民及不少当权人物，对1919年巴黎和会上所受耻辱、“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停我国东北问题的教训，无不记忆犹新，强烈要求新的国际组织能主持公道和正义，平等对待弱小国家；第三，中国人民一向热爱和平，赞成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对于战时反法西斯盟国建立新国际组织的计划，始终是完全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意愿，自始就表示支持建立这一组织的计划。这些都促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此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确实，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是以蒋介石为首脑并被国民党所控制的政府，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就可以轻易抹杀中国在联合国建立历史上的功绩，否定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国际地位，甚至去附和丘吉尔那种尖酸刻薄的不实之词，把中国说成是美国收买的“无资格的投票人”。当然，我们在肯定中国政府在参与联合国建立活动的同时，还必须指出，由于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反共独裁、腐败无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令人失望的表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使中国没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应起的作用。
    当然，中国作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起到与它的真正地位相称的应有作用，那还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
    第三，应全面认识与评价美国支持中国大国地位的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但在国际上最先认识到这一事实的是美国，中国正式取得大国地位，确实与美国的坚持不无关系。战时美国一贯支持中国跻身四强行列，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引起世人注目，也成为人们分析议论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政策，不宜将其简单化。
    首先，是美国政府、尤其是罗斯福总统比较正视现实，认识到中国在战时和战后世界的重要性。还在1942年，罗斯福就指出：“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要为维护和平、繁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27）。罗斯福对于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作用，多有论述，本文不拟一一引述。我们认为，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能够正视这个现实，并能基于这一现实制定自己的政策，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认为，承认和坚持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战时美国加强和维护反法西斯联盟的一项正确的、有远见的政策。
    其次，是基于美国人民的意愿。因为战时“美国国内舆论普遍主张中国应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28）”。罗伯特·达莱克写道：“罗斯福深知中国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左右美国舆论，……中国是美国人特别喜欢的盟国。中国是强权政治的受害者，而不是强权主义的实施者，中国尤其被看作是美国的天然的民主主义的盟国”（29）。据该书讲，1942年，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中，有80％到86％相信，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可以可靠地同美国合作。而差不多两年之后，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时，6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丘吉尔对此也喷有烦言，说美国人“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着偏爱把中国军队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罗斯福在对外政策中能反映美国人民的这种感情，是同他本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分不开的。对于罗斯福战时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我党曾给予肯定。1945年4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哀悼罗斯福总统》的社论中写道：“对于我国的抗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一贯地采取同情和友谊的态度，自太平洋战争以来，采取促进我国团结和积极援助我国的政策。”
    最后，战时美国极力主张中国取得大国地位的政策，是出自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简言之，美国的这种政策在战时，要使中国成为对抗日军的有效军事盟国，以减少美国的负担和牺牲；在战后，经济上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以及重要的原料基地；政治上使中国成为可靠的伙伴和帮手，对抗苏联，遏制日本，对付英国。对此，罗斯福并不讳言。他多次说过：“中国由于同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冲突，将会毫无疑义地站在我们一边”。他还认为：一旦美国与英国发生任何冲突，中国将全心全意支持美国。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尽管他了解国民党的腐败黑暗，但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是我们仍然要对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不宜将其从头到尾都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主要体现了中美合作精神的开罗会议也说成是“美蒋进一步勾结”。
    注释：
    ①《国际条约集》（1945-195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②参见［苏］C.A.戈尼昂斯基等著：《外交史》第4卷，三联书店1980年中译本，第246页。
    ③《国际条约集》（1933-1944），第337页。
    ④《国际关系史》下册（1945-1980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