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根据《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国务院于1956年5-8月，召开了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体制工作负责人参加的全国体制会议。6月23日， 周恩来针对当时中央集权过多给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诸多消极影响，强调分权的意义时说：“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中心，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分权给地方的问题，以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动员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
    这次会议，就如何改进体制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以国务院的名义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明确指出：“经过七年的奋斗，我们的国家已经达到空前的巩固和统一，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胜利进行，各地方已经能够集中力量来管理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这就有必要和可能适当地扩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使中央机关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于主要工作方面，并且，使各级国家机关对各方面建设工作，能够更好地进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以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同时还就划分中央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管理职权的主要原则，以及关于计划、财政、工业、基本建设、农业林业水利、运输、邮电、商业、文教科学卫生、政法、劳动、机构编制、少数民族等方面行政管理职权的具体划分作了规定。8月28 日，国务院第36次全体会议对决议（草案）再次进行讨论，并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当中提出的这些来自实践的正确构想，为1956年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中共八大沿着毛泽东的这些思路继续探索，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出发，根据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41-342页。）。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250页。）
    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强调，要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在讲到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时，又具体提出七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就是“明确地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同时指出，为了有效地实行上述原则，“中心的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06-207页。）
    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在大会发言中，也先后对如何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发表了意见。陈云就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和市场等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 页。）
    李富春就改进计划体制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建议，他说：“分级管理的原则是既要照顾到集中统一，又要照顾到因地制宜。凡需要全国统一平衡的各项重要指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综合平衡，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务院统一下达；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属于地区平衡或者各部门自行平衡的各项指标，则由各省（市）、自治区或各部门因事、因地制宜地自行平衡和安排，同时应报国务院备案，以便经过综合，纳入国家计划；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各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凡纳入国家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可以分为三种，即指令性的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和参考性的指标。各部门和各地区如要修改指令性的指标，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调整的指标，则可以在国务院规定的一定范围、一定幅度内自行调整。”（注：《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全国的计划工作》，《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薄一波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按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两个根本方面的需要，就在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出了“二、三、四比例”：“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即积累率）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07页。）
    以上这些富有创见的构想，均被中共八大采纳，分别吸收到《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1962）的建议》两个划时代的文献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