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1959年6月末7月初，他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时指出：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中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注：马齐彬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随后，中共中央于1961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采取补救措施开始了为期五年的调整。1961年1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时强调：财政大权要集中到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认真实行“全国一盘棋”，坚决纠正财政过于分散的现象。1月20日又发出《 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特别强调：经济管理的大权要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最近二三年内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凡属全国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管统配；财权要集中，不许搞赤字预算；货币发行归中央；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地不许突破；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等项工作，要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注：见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7、918页。）接着，又相继制定下达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企业七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村公社六十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商业工作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高教工作六十条”）、《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科研工作十四条”）等加强监督，确保调整的条例。
    上述曲折，自然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损失。由于片面强调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要求各地在5年到7年内使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耗资过大。比如，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958年为1589个，1959年为1361个，1960年为1815个，都接近或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总和1384个。 三年基建投资总额为996亿元，比“一五”时期的总和550亿元还多81%。 三年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大上，造成了农业生产下降和此后两年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1958-1960年，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34%，其中，重工业增长50.9%，轻工业增长11.96%，而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7. 9 %。 1961 -1962年，工业总产值每年下降27.4%，其中，重工业下降34.6%，轻工业下降15%。（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第76、75页。）但是，它对以后的经济工作却有裨益，使人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如毛泽东在1964年3月与李先念、 薄一波等谈经济建设时所总结的：“搞全国规模的建设，我们没有经验”，“不经过1958年到1960年的经验教训，是学不会建设的。”（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页。）邓小平在1987年5月同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谈话时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邓小平文选》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
    五
    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改进体制的探索，是对当时实行的过分集权、政企不分的国家行政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胆冲击和突破，也是对曾经参照和套用的苏联体制模式的勇敢挑战和否定，甚至还可以看作是迄今仍在进行的体制改革的最初发韧和尝试。
    当然，那次改进体制，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无法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体制改革相比。但是，不要忘记：“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如果将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改进体制的探索，放到五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历史条件下去衡量，根据他们在改进体制方面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提供”的“新的东西”来判断，应当实事求是地说：大辂始于椎轮。先行者们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因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人们对事物发展的认识也要经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当时，在经济建设上，全党还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正如1962年1 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反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即使如此， 第一代领导集体能在彼时彼地对改进体制探索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因而也就更值得后人珍惜、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