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的分歧，就国民党方面反复强调会议应当具有社会团体参与系本于民国应当“主权在民”而言，可以说具有某种“主义”之争的色彩。过去学者在解析这一问题时，也都强调了这一点。这应当是有眼力的。在不具备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以“主义”来邀结民心，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该党后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宣传。（注：C.Martin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 in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8），Vol. 1, p.221.）
    但是，如果仅仅从思想政治主张异同的角度去诠释国民党与北方实力派就善后会议所发生的争执，对于问题的研究将停留在表浅的层面。事实上，在围绕善后会议的不同“主义”之争背后，还存在着十分尖锐但表现形式却异常隐曲的利益之争。对于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利益，国民党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对“主义”的重视。当时的一些揣测，有堪记录以备参考者：
    或谓段本自待不菲，安福系又欲大有为于将来，因中山在民众方面之势力不可侮，恐国民会议召集之日，即中山被推为总统而率其党员占领政治舞台之日，故殊不欲见国民会议之开幕……至于反侧（民党方面），则亦有其计划。一则以段乃一军阀之领袖，在民众方面全无潜势力之可言。故国民会议之列席者资格愈泛，国民会议之任务愈重，则民党在会议席上即可愈得势。而未来之组织政府者，亦除却国民党而莫属。因之对于本问题，乃不惜力持到底，以博全国之同情，为将来挟国民作后盾，以组织民党政府之计。故双方目下之所争，质言之，乃争组织未来之政府耳。（注：《北京通信·段孙意见不同之点》，1925年1月6日《申报》。）
    说孙想当总统，未必符合事实。但从当时反直各方领袖的地位与政治影响来看，孙中山应当是最有资格在倒曹之后出任总统的人选之一。奉张虽于推倒曹吴建有“武功”，且最具实力，但只是一介武夫，缺乏政治上的号召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虽直接控制北京，但政治影响最多不过等同奉张。且因数次“反戈”，在操守上颇遭谴责，“社会上谅之者甚少”（注：《冯玉祥辞职原因》，1924年11月13日《申报》。），不可能有总揽国家政治的奢望。黎元洪在反直军事行动中置身事外，虽有主张恢复“法统”的章太炎等捧场，但于善后事宜，亦基本无与。当时真正有资格与孙中山竞争总统的只有段祺瑞。段氏为“北洋三杰”之一，且有“再造共和”的声誉。如果曹、吴的倒台系中国政治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变革的结果，当然孙中山是最理想的总统人选；但如果仅仅是一次包括若干重要变化的北洋军阀政治权力体系的重新“整合”，则段祺瑞出而执政应当是适得其选。
    从当时中国的政治语境来看，尽管曾有人将北京政治的变化称为一次“革命”，尽管段祺瑞多次主张要废“法统”，赤地新立，但曹吴倒后中国政治的变化不可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判断很快就成了不可移易的事实。当时，中国的政治统治已经严重失序，呈现出“五代”式的分裂局面， 寻求和平统一成为中国政治的最大急务。 （注：Harold Z. Schiffrin,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 isthe warlord mold pertinent?" Asia Quarterly, No. 3（1975）， pp. 199-200.）由于中国政治未形成一切推倒重来的格局，北京政变之后的变化就只能是北洋军阀政治权力体系的重新“整合”。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局部动手术的方式，才可能将分散的各军阀派系暂时维系在一起，尤其是使已经退到长江、企图卷土重来的吴佩孚表态“拥护”中央，不至重启战端。在当时，能够膺此重任者，非段莫属。奉军将领何柱国曾分析说：“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那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注：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这清楚地说明了段氏出山的原因。孙中山在段就执政之职后说，整理时局之人，“除段祺瑞氏而外，无适当人物”（注：1924年12月22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82页。），应为审时度势的表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没有领袖全国和为国民党谋求参与全国政权的深谋远虑。因为在天津会议上，段祺瑞只是被推举出任“临时执政”，并未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其职责也仅仅是“善后”而已，故其“马”电中有“（善后）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注：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版，第23页。）之语。孙中山对段的承认，也仅限于出任“临时执政”。中华民国的合法统治者“总统”，按照多数国人认同的程序，应根据国民会议通过的总统选举法由国民选举产生。段祺瑞当然想在就任执政之后顺利地登上总统位置。他极力将善后会议开成实力派控制的会议，并企图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这应当是原因之一。但如果以国民党设想的程序召开国民会议并选举总统，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则更有可能当选。
    国民党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可能的机会。早在反直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就曾与在段祺瑞身边担任与各方联络工作的邓汉祥就曹、吴倒后究竟是由孙中山还是段祺瑞担任总统进行磋商。当时曾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孙中山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一是段任总统，孙任总理。而邓汉祥的意见则是“孙先生任大总统最为合适”，当时他曾承诺将国民党的意见转告皖段。（注：详见季宇著《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故倒直成功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不久，广东方面有不少人认为，孙中山这次进京，“一定可以握大政权”（注：《各界欢送大元帅北上演说词》，1924年11月6 日《广州民国日报》。），并对此寄予很高期望。在天津会议上，段之左右也曾提出“推孙为总统出洋，段为副座兼阁”（注：《国内专电》，1924年11月13日《申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