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上述表示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因为尽管该党要求加入人民团体代表，却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因而即便获得采纳，也未必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政财政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决定的要求，则主要是为了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遭受打击而已。（注：《我的回忆》第1册，第380页。）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显然是一次重大的让步。当时《申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评论说：“筱电所言，将预备会议与国民会议冶为一炉，实已迁就段氏，表示让步。在数十日（年？）笃信所抱主义之中山，向无所谓迁就者，今已有破觚为圆之意”，洵属难得。（注：《国内要闻·段侧对中山筱电之办法》，1925年1月31 日《申报》。）
    段祺瑞在接到孙中山“筱电”后，连日召开会议，筹商办法。但此时执政府内也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一派以许世英为代表，为“调停派”，“绝对不欲段孙破裂”，主张部分采纳孙中山的意见，将各省垣教育会、农会、商会等“法定团体”的会长吸纳入会，而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因尚未成为法定社团，暂不纳入。另一派以林长民、汤漪为代表， 力持异议， 认为这样做，会使加入善后会议的法团代表人数多达130余人，占全部与会人数之半。 这与善后会议偏重实力派以维持局面的做法颇形凿枘，势必引起“对于现在组织尚嫌人多”的奉张的反对。（注：《国内要闻·段侧对中山筱电之办法》，1925年1月31 日《申报》。）由于两派的背后分别有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支持，意见相持不下，只好采取疏通国民党人士、寻求共同让步的办法。
    在与国民党人士的晤谈中，许世英听取了汪精卫的陈述，发现并无转圜余地，遂将该党的意见报告段，“请容纳孙意”（注：《善后会议增添会员问题》，1925年1月21日《顺天时报》。）。21日上午， 段祺瑞与许世英召集林长民、章士钊、屈映光、龚心湛、梁鸿志等开会，确定了“中山既有明白之表示，自不能不予以尊重；但中山之意见，固须尊重，而执政府之威信，亦必须保全”（注：《北京通信·善后会议与孙中山》，1925年1月28日《申报》。）的原则，并在激烈争论之后， 最终采纲了许世英的折衷调和处理办法（注：当晚，记者采访许世英，问及执政府会议是否决定采纳中山意见，许答曰：“本日在执政府会议，对于中山之建议，大多数主张为相当之容纳”，并详述了容纳方法。见《许世英关于善后会议之谈话》，1925年1月31日《申报》。）。 29日，段祺瑞复电孙中山，正式表达了21日会议的意见。段在解释了不便修改条例、延缓会期的原因之后，允聘各省及特别行政区议会、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四会长以及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商会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其职权为“按照条例，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注：《段祺瑞复孙中山之艳电》，《善后会议史》，第30-31页。）同日，段政府通电各省区四法团， 请迅速赴京与会； 30日，下令于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善后会议开幕之后，法团代表的“表决权”问题，也以替补缺席会员的方式，部分地（或象征性地）得到了解决。（注：《各法团代表之暗潮》，1925年4月14 日北京《晨报》。）过去学者多认为以“四法团”来代替“九法团”，是对国民党要求的敷衍。其实如果考虑到政府派内部的严重分歧，段祺瑞能做到这一步，已相当的不容易。
    段祺瑞政府方面做出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善后会议的社会基础，用当时汇丰银行主席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根据较从前所有之会议广大”（注：《汇丰主席论中国事》，1925年2月23日《申报》。 ）。但条例文本未改，允添四法团代表为专门委员与孙中山九法团代表作为正式会员的要求尚存在距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段未接受所提出的先决条件，遂于30日发表宣言，命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注：1925年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2月10日，国民党再次发出通电， 主张由人民团体构成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之时局，反对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并号召人民团体自己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注：《国民党正式否认善后会议》，1925年2月11日北京《晨报》。 ）国民党的这一做法，完全否定了善后会议，孙、段合作至此结束。
    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并未消除。后来，一部分“急欲接近政权”的国民党人仍然参加了善后会议。从有关善后会议的报道来看，实际出席者计有彭养光、冯自由、马君武、石青阳，以及熊克武的代表张铮、樊锺秀的代表唐瑞铜、杨希闵的代表卢启泰、范石生的代表邓之诚、胡思舜的代表李岳渊等9人。（注：《国民党与善后会议》，1925年2月3 日天津《大公报》；《善会预备会开会纪》，1925年2月10 日天津《大公报》；《国民党决定出席善后会议》，1925年2月11日《顺天时报》。 ）黄郛称：“国民党议决该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实则温和派之不遵命而依然出席者，固大有人在也。”（注：见《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29页。）所言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以往学者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事实，让人难以看出事情之“全豹”。
    就段祺瑞方面而言，尽管遭到国民党的抵制，但多数地方实力派的表态仍差强人意。到会议开幕前夕，各方所派或允派之代表已达130 余人。在全部拟聘会员中，段最为看重、认为最不可少的有7人， 即代表国民党的孙中山，代表镇威军的张作霖，代表国民军的冯玉祥，代表西南联治派的唐继尧，代表旧直系的萧耀南，代表政学系的岑春煊以及代表研究系的染启超。（注：《国内要闻·善后会议之人的问题》，1925年2月5日《申报》。）在这7人中， 梁启超拒绝与会系已宣布脱离政治之缘故，并非故意与段为难，故于段氏方面并无影响。唐继尧虽曾表示不满，但因其欲“平分政权”（注：罗敬：《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见《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故仍然允派代表。岑春煊虽不主动，但亦能“消极赞成”。而且，“关于人的问题者，中山虽决计不加入，各方面虽亦未表示十分热烈之欢迎，而在目下，亦并无一人欲出积极之手段，以破坏之”。这说明时人虽颇怀疑会议的最终结果，但抱尝试而“乐观阙成”心理的人确实为数不少。（注：《国内要闻二·北京通信》，1925年1月10日《申报》。 ）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终于可以抛开国民党，自行其是，按照预定计划召开善后会议了。
    综上所述，国民党对于善后会议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其始为允，而后为争，最终为拒，且左右两派颇有差异。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态度，可以用“欲迎还拒”加以概括，并不像以往研究者描述的那样只有排斥抵拒。
    国民党之所以对善后会议表现出“欲迎还拒”的姿态，与其自身力量薄弱有关。当时，孙中山虽然号称以两广作为革命基地，实则号令不出广州，处境极为艰难。1925年春，李宗仁前往广州鼓动国民党北伐，结果发现“广州党政军各首脑部都像‘泥马渡江，自身难保’，何能奢言北伐？”（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国民党虽然力量弱小， 但却具有澄清天下、统一国家民族、将三民主义政治理想付诸实施的恢宏气势与抱负。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因其势单力薄，故不得不寻求与皖段奉张的合作以共同反直；因有共同反直之举，故不得不共谋善后；也正因为势单力薄，在国内政治力量组成的权力天平上自己一方分量有限，致使有奉张支持的段祺瑞在安排设计未来的国家政治时得以更多地为本集团考虑。然而国民党的远大抱负又决定了它不甘心接受段祺瑞政府做出的政治安排，于是引发了双方在善后会议问题上的尖锐冲突。
    由于段祺瑞当时并无实力，故国民党与段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国民党与奉张冲突的外化。在反直三角同盟中，奉张系“执牛耳”的一方，直系倒后，更一跃成为最大的实力派。张氏对孙初无成见，在与段、冯会晤时曾提出“推孙中山为临时总统，专理政务；拥段祺瑞为大元帅，专理军事”的建议。（注：《东报纪中国政局之将来》，1924年11月27日《申报》。）但后来态度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孙中山在北上到达天津之后，曾拜访张作霖，当孙感谢张氏历年的帮助时，张表示“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注：叶恭绰：《我参加孙中山先生大本营之回忆》，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413页。）， 已经流露出对孙中山的不满。说孙中山主张共产，系看到孙主张联俄、联共而产生的推测，是对孙思想政治主张的误解。（注：孙中山在次日出席黎元洪的招待午宴与张谈话时，对张明确表示：“本人主张五权宪法，当提出国民会议公决。予非赞成共产主义，予乃社会政策正所以引共产主义者入于正途。”观此可见孙中山对于“共产”的真实态度。引文见1924年12月8 日《申报》。）而张一旦偏向段祺瑞，孙中山与段祺瑞在善后会议期间为控制中央及地方政权所作斗争便已提前有了结局，难以更改。
    但是从国民革命的历史结局来看，孙中山未获得这方面的成功或许并非坏事，因为即便获得成功，至多也只能造成某种类似“共主”的政治格局。由于不能利益与共，冲突迟早会发生，分手也势在必然。如是，则前此为“打倒军阀”所作的一切努力又将前功尽弃，而国民党也很难完全弃置“联络军阀打军阀”的斗争方式，走出一条独立的“武装革命”道路。正如张国焘分析的那样，孙、段决裂后，对国民党方面来说，“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注：《我的回忆》第1册，第381页。）。国民党获得“只此一途”的认知，对于国民党的命运前途关系极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党在善后会议问题上与段祺瑞政府竞争中央及地方政权斗争的失败，倒真正成了后来国民革命的“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