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善后会议遭到国民党的通电反对，段祺瑞政府仍然争取到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并最终造成了“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注：《善后会议与国民党》，1925年2月5日天津《大公报》。）的局面。在多数实力派人物已决定参与善后会议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若为会员构成及江西问题与段政府僵持，结果对自己并不一定有利。而段政府方面则做出姿态，不将国民党的通电反对视为决裂的表示，再三邀请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左右分野再次凸显。
    黄郛（膺白）称：“随中山先生北来的同志，其时亦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里从来少有如此多的同志，亦从来未有如此多的龃龉。”（注：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44页。）张继、孙科与汪精卫等“积不相能”， “愤然去津南下”（注：《张继孙科南下之原因》，《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311页。），即国民党内出现裂痕的例证。而孙中山的病重不起又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过程（注：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p.91.）。在是否出席善后会议问题上， 国民党内部众说纷纭：“反对参加者以此会与真正民意无涉，吾党不宜参与；主张参加者以必须加入后方可防止其包办国民会议，且对各省军事财政为报告之性质，亦有益。”（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109-2110页。）激进的左派人士主张对段、张不作让步，坚决抵制善后会议，而“温和派”则希望维持与段、张之关系，参与善后会议。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在回忆此事时说：
    当时最大的时局问题，就是本党是否加入善后会议。因为善后会议不久就要召开，所以本党是否加入的态度，应该要赶早决定。为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和大元帅研究过，总是主张加入的多。（注：黄昌谷：《大元帅不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657-658页。）
    黄昌谷所说的“总是主张加入的多”这一情况，在过去的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其实不仅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加入善后会议，就连孙中山本人，对于段祺瑞亦不抱成见，“仍期贯彻段孙合作之旨”（注：尧日：《曹园张园之新讯》，1925年1月7日《申报》。）。当其进京时，一些国民党人在欢迎队伍中散发传单，鼓动“打倒某某”，孙获悉后，立即训令国民党北京党部严加制止，称此番进京，对于段、张、冯均注重保持友谊，“若对于友军人物不能以诚恳之辞互相勉励，良非本党应取之态度”。（注：1924年12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后来其身边的激进派人士又以江西问题、善后会议条例及段承诺遵守条约三事，引为口实，“颇多劝中山南回，中山则不谓然”。（注：尧日：《曹园张园之新讯》，1925年1月7日《申报》。）孙科自京返粤后发表谈话，亦称其父坚持国是惟有通过“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段执政对此完全同意，并无异议”。至于善后会议，其父只是“因病体荏弱，不能活动参与”而已。（注：《特约路透电·孙科之谈话》，1925年1月11 日《申报》。）可见孙中山在善后会议上实有与段继续合作的倾向。过去人们所说在是否北上问题上孙中山的“力排众议”，通常被理解成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孙与众多党人意见相迕，实际上是孙认为不必为其安全问题担心，故有“汝等以大元帅视我，则我此行诚危险；若以革命领袖视我，则此行实无危险可言”（注：《与党员同志的谈话》（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1页。）的表示。
    在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形势下，作为领袖的孙中山不能不做出最后的裁决。孙是讲求原则性但更加务实的政治家。“主义”使他坚持其政治原则，但党的利益的需要又使他对于“原则”的把握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时论尝以“绝对不妥协，又不决裂”（注：罗敬：《北方最近之政情》，《向导周报》第98期，1925年1月9日。）来概括孙中山的态度，但最终孙中山还是为了不“决裂”而作了一些“妥协”。1月17（筱）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表示可以接受善后会议， 但又提出了如下先决条件：
    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中国历来会议，人民无过问之权，故无良结果；此次善后会议构成分子偏重实力派一方面，忽略民意代表，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文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让之于国民会议。（注：《孙中山筱电》，善后会议秘书处编：《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公文·电三”，1925年2月。）
    20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对孙的“筱电”作了详细解释。要旨有二：其一，国民会议的构成分子，应以士农工商为主，方可名副其实。故产生此国民会议之会议，不应均为军政界及执政府指派之人，至少须令少数法团代表参与其间。其二，无论整理军政或财政，皆与人民负担有关，既谋解决人民负担，即不可不征求人民之意见。“质言之，即谓欲中山赞成善后会议，则必先修正善后会议条例”。（注：《北京通信·善后会议与孙中山》，1925年1月28日《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