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自己此时的公开表态比较低调。针对他一定可以握“大政权”的说法，他表示说：“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握大政权，就是他们要我办，我也是不能答应的。”（注：《各界欢送大元帅北上演说词》，1924年11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 ）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没有出任总统的想法。孙氏命胡汉民起草的致段祺瑞的电文中，有“国以内，兄主之；国以外，弟主之。在津候弟到，同入北京，商定国基”（注：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页。）之语， 与段左右之人在天津会议上所提建议异辞同义，这似乎不能说是巧合。退一步说，即便孙中山没有为自己谋求总统位置的想法，作为国民党领袖，他也不能不为国民党的利益及前途设想。他之所以坚持以国民会议决定国是，反对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显然就是出于在政权问题上为国民党争一席之地的考虑。孙中山在善后会议开会前在巴达维亚来电上所作“国民党力量尚未足”、党员应努力“扩张势力”的批语（注：《国父批牍墨迹》，第215页， 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48页。），以及要求国民党上海各区分部委员“每人一年内须介绍党员一千人，否则不准再来见我”的训话（注：1924年12月2日《顺天时报》。）， 都反映出孙中山急于扩充党势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不尽其所能为国民党争政权？
    其实不独国民党欲争未来合法政府的控制权，皖段奉张亦无不争。争乃政治斗争中的正常现象，不争倒才不可思议。对国民党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争还是不争，而在如何去争才对自己有利。在“联俄”、“联共”（或称“容共”）的过程中，国民党已经积累了政党建设和民众动员的经验。（注：Donald A. Jordan, The Northern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 - 1928（ The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pp.5-6. ）相对国内其他政党或社会团体而言，这是其优势，国民党当然会想方设法加以运用发挥。李剑农对此所作的分析颇具启发性。他认为，说善后会议系以军阀实力派为主要成份，国民会议预备会则以公民团体为主要成份，这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骨子里面，中山是代表当时有严密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潜势力已经钻入各公民团体中，若依中山的组织，国民党用党团操纵的方法，这个会议便可由国民党宰制；执政政府的生命，托于实力派的军阀，对于各公民团体无深切的关怀，岂能容纳中山的主张？”（注：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60-661页。）李氏所言，应该是比较切近事理的。
    国民党与段祺瑞的矛盾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的组建上，在地方权力分配尤其是地盘划分问题上，双方同样进行着激烈的争斗。自段祺瑞入京主政之后，各实力派便开始争夺地盘，并形成“临时防区”之规定。奉张以实力控制了天津并将势力扩展到津浦铁路沿线，冯玉祥的国民军则控制了京畿及京汉沿线。（注：《国内要闻·天津通信》，1924年11月30日《申报》。）对此，段政府分别给予了承认。孙中山作为倒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局促在广东一隅，难纾抱负，故继续挥师北伐，亟欲夺得江西。但是在北伐军进入江西时，段政府却致电孙中山，内有“南军师出无名”之语，请电令北伐各军停止攻赣，并任命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主持赣事。方素与国民党方面不协，曾四次发兵犯粤。孙中山对方受命督赣极为不满，在方本仁击退谭延闿所部北伐军，重新占据吉安之后，孙中山要求段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长，以抵制部分拒贿议员以方取代省长胡思义的企图，段未照允。孙旋命李烈钧回赣，与“赣中诸将”共同应付局面。是即当时举国关注的“江西地盘之争”。（注：《孙段电商赣局》，1924年12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日志》1924年12月27日条，见《东方杂志》第22卷第2期，1925年1月25日；《李烈钧即日入赣》，1924年12月21日北京《晨报》。）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要求李烈钧长赣受阻之后，国民党对段祺瑞政府及善后会议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段祺瑞与孙中山电商赣局是1924年12月17日的事。19日，孙中山即特派宣传员赴北方13省区宣传国民会议，表示出欲自行其是的政治倾向。20日，国民党党员接到不得在段政府下取得任何位置之训令。（注：于右任就曾遵命拒绝段祺瑞要其担任内政部长之请，详见许有成、徐晓彬著《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26日， 国民党首次发出反对段祺瑞在京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这一系列非常举措均在段、孙电商赣局之后一周内发生，其间的逻辑联系清晰可见。对此，当时有人分析说：
    善后会议问题，只可谓为表面的，实则孙文方面最重要视之者，仍为江西地盘问题也。盖孙中山曾要求执政府任命李烈钧长赣，执政府方面对之以目下情形万难即允孙之要求。即执政府倘因孙之要求，即任命李烈钧长赣，势必遭方督之反对，且与方督有联络之陈炯明，亦必继起反对也。（注：《民党对执政府不满之内幕》，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5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今日学者虽不必完全赞同时人的这种见解，认为江西地盘问题是孙中山当时最为看重的国民党的实际利益，但至少可以认为，江西地盘之争是导致国民党与段政府关系紧张并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对善后会议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