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国后国民性改造内容的转换：如何完成双重使命的历史重任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进发的几次高潮，都是在资产阶级运动受挫，封建主义复苏的契机上。第一次是甲午海战宣告洋务运动破产之后，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家根据当时“民力已忝、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现状[9]，奋起批判封建专制乃“坏民之才，散民之力，离民之德者”[10]；封建纲常名教与学术制度使“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因而要新民救国，“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11]提出了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五四时期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从爱国救亡、民族革命的角度充分认识到：要救国，必须改造国民性；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根本上变革文化。于是有了陈独秀对封建学说的分别厘清；李大钊前期在列举众多的国民劣性后，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劣性是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产物，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进一步揭示了更深一层的根源：经济基础。鲁迅对国民性改造内容的分析，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尤为尖刻而精到。封建学术制度因酷刑、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12]如此“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13]鲁迅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使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国民性改造内容上的注目点是封建主义；即使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国民性改造只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武器，国民性改造的内容只是封建主义。这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国民性改造内容范式。
    新中国成立使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势必影响国民性改造内容范式的变化。还早在1949年6月中共建党28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8]这就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国民性改造的内容，就是“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对于人民也要“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8]“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8]。
    建国后的具体国民性改造实践中，则更加明确地分别出国民性改造内容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比如，在批判封建主义方面，既通过土改从根本上消灭地主阶级存在的经济制度前提，又强迫地主劳动以改造为新人；对于农民则“由群众自己批驳落后群众中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比如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不道德行为等等。”[3]在“三反”和“整风”运动中试图消除封建政治文化官僚主义的根柢。在“大跃进”运动中试图通过“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破除封建中庸观和君子耻于言利的价值观；通过“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破除封建厚古薄今传统[14]；通过“破除迷信，打倒贾桂”破除封建传统的“奴隶精神”[14]。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15]在评《水浒》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鲁迅的观点：“因为不反天子……终于是奴才”[16]。
    批判封建主义仍然是建国后国民性改造的重要内容，但从毛泽东的主观认识程度看，他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有时甚至冲淡了反封建的力度。事实上，建国后历次伤筋动骨的批判，主要矛头是对准资本主义的。从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50年代末的反“右倾”运动；从60年代初的“反修防修”运动，到文革初的“斗批改”运动，文革后期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等等，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改造的力度从思想批判到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到暴力性的阶级斗争。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内容范式平添了复杂性，一方面仍要完成资产阶级启蒙的任务，清除封建主义传统对国民性的影响；一方面又要彻底批判已经走向反动的资本主义，反修防修，从国家角度防止和平演变，从国民角度防止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诸如惟利是图等劣性的影响。
    三、国民性改造客体的转换：改造的彻底性就是主体的客体化吗
    客体是指与主体相对而言的国民性改造的对象。欧美启蒙知识分子，一般都有着一种救世的悲悯性质的宗教情怀，在神权崩塌之后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日本也与此相似，启蒙知识分子在“国家神道观”破灭之后以一种先知的身份自居。那么，实际上，主体这种状况决定了客体的状况，即启蒙知识分子一般不把自己作为国民性改造的对象或客体。
    这种情况，在中国资产阶级启蒙知识分子那里也同样如此。纵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邹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下的思想资料，很难看到对自己需要改造的自觉。而康有为，虽然在妇女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上抓到了根本，认为夫权和封建家族宗法关系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他提倡一夫一妻制，“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夫妇之道”[17]。但在实际生活中，自己却三妻四妾浑然不觉。这不免成为世人非难启蒙思想家们的口实。这种不觉自身需要改造的救世悲悯情怀产生了启蒙思想家的另一层历史局限。那就是，把国民性改造仅仅作为救亡和阶级解放的工具和手段，并且认为这种工具和手段的作用只能由启蒙思想家来实现，改造客体的觉醒，需要启蒙思想家的鼓吹和把握。他们大多是从“强国保种”的角度出发来提倡国民性改造。